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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牽動著很多人的心，疫情防控已上升到國家層面，啟動聯防聯控機制。武漢市自2020年1月23日起，暫停運營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也暫時關閉，其影響范圍遠遠超出武漢，而且正值新春佳節萬家都想團聚時，可見防控力度之大，說明問題非同小可。而疫情的源頭卻很簡單，由吃和親密接觸野生動物引起。1月22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有關人員表示“這個病毒的來源，現在大家都聚焦到一個市場里，這個市場里有野生動物交易，所以來源可能是野生動物及它們所污染的環境。一開始只是動物到人的傳播，再就是病毒在做適應突變——對宿主的適應突變。到現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人傳人的現象，而且已經出現一些社區傳播。”鑒此，1月21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農業農村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下發《關于加強野生動物市場監管積極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緊急通知》，要求突出野生動物飼養、繁育、運輸、出售、購買各環節監督檢查，加強檢驗檢疫力度等。當此新情況、新形勢之際，認真研讀2020年1月21 日《人民日報》有關“長江水生生物保護，與時間賽跑”的報道，對其轉述的一些為保護自然生態而加重打壓甚至凌遲自然生態的思路或自相矛盾的觀點深感憂慮，照此全面貫徹落實下去，必將是長江水生生物逆長江大保護而去的更大災難。同時，不同于就地保護的這些做法，其工作模式更是非親密接觸野生動物不可，不免使人與類似目前正在進行的防控代價巨大的源于野生動物的疫情產生聯想。

1、“就地、遷地、人工飼養與繁殖是長江水生生物保護的三大措施”說擢升“人工繁育、遷地保護”地位意味著“就地保護”地位的下降。長江水生生物保護中推崇“人工繁育、遷地保護”由來已久，但多針對單一物種，也很少將其和根本性途徑“就地保護”相提并論，一般敘述上都還有個前提，就像本報道中某位專家所說：“保護江豚自然棲息地、保護長江生態系統的健康，是保護長江江豚的最終目標，也是根本解決途徑。”但如今在黨中央決策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各有關部門和地區幾年來轟轟烈烈開展大量實際保護工作、顯著降低人類活動影響水平、今后還要深入進行的大好保護形勢下，居然把“遷地、人工飼養與繁殖”與“就地”并列為“長江水生生物保護的三大措施”，從沒有聽說過這樣的論述。以業內帶風向人員長期來對“人工繁育、遷地保護”的特殊喜好，結果只能是進一步弱化與經濟利益有沖突、工作本來就不好做的就地保護。保護自然全然不見了自然，保護長江水生生物也全然不見了長江大保護，反之便是掣肘、抵消長江大保護及其效能，也擱置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保護將越發難見實效。

2、顯著擢升“遷地、人工飼養與繁殖”的地位不符合自然保護價值追求。我們生存離不開自然、也很熱愛自然而保護自然，保護自然就必須相信自然、維護自然性。自然是什么，就是自然而然，長江水生生物的“自然”就是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現狀，長江水生生物離不開長江，長江也不能沒有長江水生生物，他們是生命共同體，是真正的不廢長江萬古流的自然遺產。因此，保護長江水生生物必須是長江河流湖泊生態系統和水生生物的就地一體化保護，也即整體保護生態系統和生活其中的物種，這是自然保護的價值所在，是生態文明理念的核心意涵，是長江大保護的實體目標，也完全符合集全人類智慧與經驗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精神，即：“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維持和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群體。”但“遷地、人工飼養與繁殖”的表現形式是，令野生動物別自然生境而去、別野生而去、別生命共同體而去。人工化的過程也是野生動物喪失自然對策的過程，嚴重有違其天性，常叫苦連天、以死抗爭，即是有存活下來或真正人工繁育成功的，并不代表野生種群得到保護，反倒因為不斷捕捉加速破壞本已處于危難中的野生種群，也一并干擾、簡化原生分布生態系統。于長江而言這種保護方式，無論是長江還是長江水生生物，都無從真正受益于保護。

3、“遷地、人工飼養與繁殖”兩大措施對“長江水生生物”的全覆蓋陡然加大了保護難度。長江水生生物不是一種兩種，按本報道“分布有4300多種水生生物，170多種為長江特有種”，珍稀瀕危的也不是一種兩種，差不多都存在不能以自然模式生存繁衍的問題。據澎湃新聞2020年1月15日報道，某位專家在相關研討會上，提出要重點關注長江流域多年未見的鰣魚、鯮魚，以及停止自然繁殖的中華鱘、長江鱘、胭脂魚和關鍵棲息地也受到嚴重威脅的圓口銅魚、川陜哲羅蛙、大鯢等，這還沒有包括眾人皆知的白鱀豚、長江江豚、長江白鱘等物種，也僅是一人之見，已經點名這么多需要重點關注的物種，各方向各方面專家全生境鏈、食物網都點出的話，得有多少問題物種需要重點關注，他們的自然價值、保護價值都一樣，我們并不能選擇特別看重哪一個物種或者嫌棄、丟掉哪一個物種，就像扶貧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一樣。先不說實施“遷地、人工飼養與繁殖”兩大措施的科學性、可實踐性如何，長江水生生物別長江而去、別野生而去、別自然繁衍而去的對與錯、必要與否、可能的后果是什么，也不論是否掏空長江生態寶庫令長江大保護沒有了保護對象。這么多物種離開了自然長江和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大家庭，由人為力一種一種操控其飼養、繁育和地域分布，得需要多少人力資源和資金投入，現在勞動力那么貴，高技術人才也缺乏，搞得贏嗎。再者，國家一方面不惜犧牲直接經濟利益也不懼人財物投入，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中心進行著最為壯闊的長江河流湖泊生態系統和水生生物的就地整體性保護，一方面還要再花費人財物把長江活的靈魂水生生物一種一種遷出長江，不說合乎情理與否，中國根本就沒有同質性很強的第二條長江而且空著生態空間，供大家按照各自愛好把第一條長江的物種一一遷入，神州大地即便其他水陸空間，也承受不了這么多非本地分布物種的突然遷入啊，保護豈不是進入怪圈、難上加難、永遠無解了。

4、在可行性、重要性上將“遷地、人工飼養與繁育”與就地保護并列沒有成功經驗提供有說服力的支撐。長江水生生物的人工繁育、遷地保護不是現在才有，是伴隨當代保護一路而來的歷史產物，甚至許多物種的保護就是從人工繁育、遷地保護開始的，論時間有幾十年了，涉及的也都是大家關注或人人喜愛因而具高度社會知名度的物種。可是，耗費那么多科學工作者和一線保護人員大半生甚至一兩代人的青春年華和聰明才智、國家不菲的財力保障和寶貴的社會輿論支持，哪怕能解決一個物種的保護問題也算個回報啊，可惜誰能驕傲的說——我做到了！又有誰可以決絕的說，長江物種的保護和長江沒有關系，長江萬古流是白白流著，不用搞什么長江大保護，或者可以繼續之前的做法，你開發（代表涉長江資源利用、開發建設、生產運行等）你的，我保護我的，咱各走各的道而互不影響、皆大歡喜？反之，如本報道所反映具有很大的不可靠性。如“2007—2008年，長江流域出現極端低溫雨雪冰凍天氣，天鵝洲水面凍結……保護區江豚全部被冰面割傷。原農業部緊急組織力量進行破冰和救護，但仍有5頭死亡。”先不說“天鵝洲水面凍結”，江豚“有5頭死亡”，與當時被學者形容為毀滅性打擊的遷地江豚實際死亡數有多少倍的差距，長江江豚遷地保護區發生的這種情況，能同樣出現在浩浩蕩蕩、奔騰不息的長江江豚現狀自然分布區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誰聽說2008年冰雪災害中，生境豐富的長江有江豚因江面結冰而直接悶死冰下或尋求自救撞冰致死致傷，如果那幾十頭江豚不被遷走繼續生活在長江，就不會因為南方低溫天氣而死。還有，幾十年來各有關單位以犧牲寥寥無幾野生中華鱘親體為代價，進行人工催生取卵、受精孵化，累計放流人工中華鱘700多萬尾，如果可以的話，以百分之一計算，長江豈不早就成了中華鱘的天下，何以還要發愁“全國范圍內人工保種群體10齡以上中華鱘子一代僅約3000尾，其中原種不足20尾。多數體格嚴重偏小，成熟比例不高，繁育利用的難度較大。”何以還要擔憂”野生中華鱘已連續三年未監測到自然繁殖。”

5、長江江豚“極度瀕危的狀況沒有改變、依然嚴峻”說不符合實際。自長江大保護以來，各有關部門和地方貫徹新發展理念，先后出臺了那么多合理利用長江流域各種自然資源、保護恢復長江河流湖泊生態系統的專項或綜合性規劃、文件；預防減免新的生態破壞，長江深水航道建設中環評審批取消鎮江和暢洲新開航道項目，上游水電開發中取消重慶小南海水電項目，明確赤水河不再進行新的水電開發，公眾反對及其他因素使鄱陽湖大壩胎死腹中；開展中央環保督察和綠盾自然保護區專項監督檢查行動，普遍推行河湖長制，積極開展河湖亂占、亂采、亂堆、亂建等專項清理整治行動，疏通人為阻隔水域還原自然連通，整治清退非法碼頭為長江留白增綠，搬遷工廠恢復近自然江岸，禁止在生態敏感區域開展采砂捕撈活動，治理水污染實現長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水質優或良好；重慶、武漢等多個沿江城市開通歐亞貨運專列減輕長江航運壓力，四川等多地整治拆除自然保護區違建小水電恢復河流生態，江西以江豚重要棲息地為重點加強對捕撈、采砂、航運等人類活動的監管，湖南在長江岸線和洞庭湖區禁砂、治岸、凈水、清理人工楊樹林恢復自然濕地，江蘇保護恢復最美長江岸線使南京江段也成為近50頭江豚的幸福家園，安徽蕪湖拆除清場十里江灣及上下游200多個非法碼頭、修造船廠、非法采砂點釋放長江干流岸線近30公里、恢復江灘6000畝等，制約以長江江豚為代表的長江水生生物可持續生存發展的生態環境條件，已經和正在迎來前所未有的改善機遇，就是主管部門自己說的也是長江江豚保護成效明顯，種群數量大幅下降的趨勢得到遏制，怎么又變成“極度瀕危的狀況沒有改變”。不說其他部門的工作了，難道主管部門自己實施的長江禁漁、漁政監管，也不起一點作用，那何必還要進行聲勢浩大的禁漁工作，或者禁漁和水生生物保護原本就是沒有關系的兩件事情，這聽起來也有些匪夷所思啊。長江上的人類活動及其影響自古以來就有，只要人還存在也永遠不會完結，縱使還有大量問題我們繼續解決就是了，長江江豚既能一路披荊斬棘堅挺生活到現在，又自然而然地享受著長江大保護的陽光雨露，如果我們還是從前那樣，老是不相信“長江明天會更好”，繼續唱衰長江、唱衰長江江豚野生種群和物種未來，那長江到底要怎么保護，信心從何而來？這該不是為進一步提升“遷地、人工飼養與繁育”地位、把大量長江物種都納入“人工繁育、遷地保護”體系做鋪墊、找理由吧。

6、不看好上千頭野生江豚而“振奮”于被動遷出長江的100多頭屬本末倒置令人惋惜。不說保護野生動物毫無疑問必須維系其野性，不論長江河流湖泊生態系統保護與否，也不論在遷地保護中有多少原本好好生活在長江中的江豚一命嗚呼成為冤魂，遷地保護現在是有了一些進展，可真正有幾頭屬于人工繁殖成活下來的，且可否放生自然還都是問題，怎么就那么值得“令人振奮”了。難道大本營千頭以上數量級的野生種群，還比不上誤入歧途百頭數量級的所謂遷地保護人工種群更有希望、更令人鼓舞，這是什么道理。假設野外沒有了這1000多頭且受益于長江大保護正呈現欣欣向榮發展趨勢的野生種群，今天的長江江豚會是什么情況，那些有關長江江豚穩定向好的報道，諸如“中國科學院最新科考數據表明，長江江豚種群約為1000頭，其中鄱陽湖約有450頭，連續十年穩定在這個數字，全國罕見”（中國江西網，2015.11.13，“罕見！15頭江豚在鎮江上演“逐浪戲水圖””（ 揚子晚報》，2016.11.19）、“世界野生動物保護日 南京市民拍到江豚在長江江面玩“飛躍””（ 澎湃新聞 2017.5.21）、“10多頭江豚歡躍出水大學生情系江豚組團觀豚”（新華報業網，2018.1.20）、“銅陵再現野生江豚戲水數量多達近十頭”（銅陵電視臺，2018.3.1）、“數頭江豚現身長江宜昌段追逐嬉戲”（中國新聞網，2018.4.8），豈不都成了假消息，我們是相信還是不信，更不免使人懷疑起長江大保護來，是要繼續下去還是可以中斷？

7、野生動物的“遷地、人工飼養與繁育”模糊了人與野生動物分際有可能加大感染疾病的幾率。從事物本質和過往實踐看，落實這兩大保護舉措，無論從自然生境捕捉析出野生動物，運輸和異地安置野生動物，籠舍飼養、人工飼喂野生動物，干預其婚育生殖，或作其他形式的利用，甚至直到野化放生，都是人非常主動的與野生動物的親密接觸。特別是自打野生動物進入“人工飼養、遷地保護”體系后，便是長年累月、年復一年的親密接觸，停止一日都不行。而且野生動物被動離開原分布區生命共同體，多樣性變單一性，沒有了自然模式下的相互間平衡制約機制，又是在失去自由天性和自然生存對策的人工環境里，身陷囹圄的野生動物其心理、生理、習性會發生一系列變化，距離人的活動區域又近，都有可能增加自身生病和感染人疾病的幾率。其時，非罪之身的野生動物，深陷疫病痛苦甚至失去寶貴生命的人，都是受害者，國家、社會、自然生態也都無從受益。所以，長江水生生物保護中把“遷地、人工飼養與繁育”提升到同“就地保護”并列的高度，機制化、普遍化、常態化進行，不光是涉及自然生態、野生動物如何保護更符合自然規律使保護對象實質受益的問題，恐怕還要考慮怎樣做也有利于國家公共衛生安全的情懷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