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明

據《農民日報》（2018.12.18）報道，過去的一年，“長江水生生物資源保護取得新成效”，包括加強內陸漁政執法監管力度，改善和修復水生生物生境，實施中華鱘、長江江豚、長江鱘拯救行動計劃，鞏固赤水河流域禁捕成果，啟動水生生物保護區全面禁捕等一系列生態資源保護修復工作等，長江水生生物資源快速下降趨勢得到了初步遏制。河流集水文循環、自然生態、經濟社會多種功能于一身，是高度開放的生態系統，資源利用、開發建設、生產運營等人類活動繁多，水生生物保護不易，能夠取得這些成績，工作沒有少做，值得充分肯定。

但是，對于報道中提到的“加快推進全人工環境下的長江江豚繁育研究，連續3年實施長江江豚遷地保護行動” 這個工作方向，深感和保護長江河湖生態系統、水生生物的價值追求有異，也并非真正的愛心所至，想江豚、想長江所想，聽江豚、聽長江所訴，急江豚、急長江所急，解江豚、解長江所困。然而其思想理念、工作實踐也是多年延續下來的，在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新形勢下，不但沒有任何糾正、弱化，反而呈現極力推崇和強化之勢，非常不利于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的就地整體性保護恢復，還長江“生態寶庫”本色。

鑒此，希望有關部門、保護界和公眾能夠考慮：在長江水生生物保護中，類似“加快推進全人工環境下的長江江豚繁育研究，連續3年實施長江江豚遷地保護行動” 這樣的工作方向及其部署落實，和保護長江水生生物的意義、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精神、和生態文明理念的相符性究竟如何，將帶給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福兮、禍兮？

特別是大力推崇、積極踐行這樣的保護路徑，把長江原生物種遷移別處從而掏空長江，把長江野生動物人工化從而不具自然性，長江沒有了“生態寶庫”這個最主要的特征，和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保護長江的重要思想理論、重大決策部署、宏偉目標藍圖，和各地各界努力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長江系統恢復創造最有利條件的生動保護實踐，諸如：“長江擁有獨特的生態系統，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寶庫。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絕不容許長江生態環境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繼續惡化下去，一定要給子孫后代留下一條清潔美麗的萬里長江！”“要堅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究竟是什么關系，有無明顯背離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