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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3）在建立國家公園體制中進一步強化自然保護區的地位和作用

陶思明（2016.12.30）

IUCN概述生態旅游是一種“到自然區域開展負有環境責任的旅行，以享受和欣賞自然，同時來訪者的影響要少，并維護當地民眾的社會經濟福利”的旅游。《全國生態旅游發展規劃（2016—2025年）》定義“生態旅游是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以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為準則，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和與之共生的人文生態，開展生態體驗、生態認知、生態教育并獲得身心愉悅的旅游方式。”但英國《新科學家》雜志撰文稱，在世界各國生態旅游業蒸蒸日上的同時，作為其保護對象的野生動植物卻正面臨著威脅。生物學家不無擔憂地發出警告：大量旅游者的到來，使景區動物的日常生活紊亂、壓力增加，進而影響其健康與繁衍生息。研究發現，野生動物在旅游景區與人相遇時，會呈現極度緊張狀態，北極熊、企鵝、海豚、野狗甚至雨林中的鳥類都會緊張，它們有的體重減輕，有的在死亡線上掙扎。在偏僻的生物多樣性區域，當一批批假日探險者頻頻干擾時，動物普遍心率加快，繁殖能力衰退，荷爾蒙分泌下降。海豚研究人員在新西蘭海岸發現，游船周圍的寬吻海豚常有狂躁不安的表現，當它們看見3艘以上船只靠近時安靜時間不到0.5％，但如果只看到一艘考察船經過時，寬吻海豚68％的時間呈現靜靜休息狀態。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即使寒冷冬天本應該處于休眠狀態的北極熊，受到人類侵擾后也會焦慮不安，并提前進入捕獵海豹期。研究還發現，當旅游者走近公熊時，公熊警覺會比平時提高7倍，由于體能消耗加大，體內脂肪減少，嚴重影響其繁殖能力。在新西蘭奧特哥半島長著黃眼睛的小企鵝中，10％以上因旅游者的驚擾而體重下降。如果游人靠近海灘，企鵝便逃入海中躲避，一直等到驚擾者離開方再上岸。由于觀賞者眾多，使企鵝的聚集地越變越小，直至消失(中國綠色時報，2016.3.25）。又如《自然》雜志評論文章稱，過度開發仍是野生生物滅絕的主要原因，IUCN紅色名錄8688種瀕危或受威脅物種中，6241種起因于過度開發用作商業、休閑娛樂或生存目的，農業活動的擴張和強化也正對5407種構成威脅。他們擔心將注意力轉向應對氣候變化，會掩蓋影響動植物生存的更直接原因，呼吁人們認真考慮野生生物目前面臨威脅的整體情況，重新聚焦解決舊有問題（科技日報，2016.8.11）。

這舊有問題就包括旅游開發影響，不管是否生態旅游，對旅游目的地來說總是干擾因子，只要搞規模化開發、追求經濟效益，旅游活動影響就可能顯著超越自然可忍受界限，打破生態平衡，構成對自然對象物的威脅。以自然保護區為例，大家多定位在生態旅游上，也少有經營者承認存在過度開發情況，但不利于保護甚至生態后果嚴重者比比皆是。四川九寨溝這個早在1978年以停止森林采伐為代價、為保護大熊貓而創建、面積達720平方公里（統計面積642平方公里）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因其中被譽為“最壯觀、最神奇的一處自然景觀”而聞名世界后，從1984年正式開發旅游、對外開放至今，旅游開放區面積已經擴展到140平方公里，年游客量從最初的幾萬、十幾萬攀升至2015年的514萬人次（新華社，2016.10.4），可是大熊貓早就不見了蹤影，而綜合影響應該遠遠不止于此。為丹頂鶴等遷徙鳥類提供生存支持的自然保護區，無論位于越冬地、繁殖地還是遷徙經停地，大多都建立了丹頂鶴圈養種群用于旅游參觀，引導人們無論寒冬臘月、盛夏酷暑，只要到黑龍江扎龍、江蘇鹽城或中間地帶的吉林莫莫格、向海、遼寧遼河口等，均有機會看到丹頂鶴并欣賞其“飛行表演”，但這個自古以來隨季節變化南北遷徙、繁殖地在北方、越冬地在南方的仙鶴神鳥，經人硬生生逆其天性變成“留鳥”后，野生種群卻越保護越少了。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兼掛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牌子，中心各處大熊貓圈養場所是深具吸引力的旅游景區，游人身臨其境耳聞目染的主要是人工飼養繁殖、各種形式野化訓練的情況，圈養大熊貓與旅游聯姻后，以野生大熊貓及其自然生境為主要保護對象、分布著數千個物種的臥龍自然保護區，反而大為遜色，就地保護及其相關工作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大熊貓野生種群包括臥龍全汶川縣165只（中國新聞網，2016.10.19），已經顯著少于存欄236只正向300只發展的圈養種群。吉林長白山自然保護區最早以保護東北虎而榮耀，后來東北虎沒有了，再后來熊的數量也呈下降趨勢，黑熊較20世紀80年代下降了93.4%，幼體占比從17.2%下降為0%，棕熊下降了38.8%，幼體占比下降到7.1%，兩種熊在宣稱以保護它們為己任的自然保護區均呈極度瀕危狀態（樸正吉等，2012）。然而，這里以天池為核心景區的旅游開發從未停歇過，吉林長白山保護開發區管委會更提出“建設世界名山，服務發展全省”新要求，助推旅游業繼續一路走高。植物也一樣受影響，河南伏牛山自然保護區石人山片區一個時期過度開發旅游，曾引發秦嶺冷杉大面積死亡。

本身沒有任何經濟利益訴求而只以保護自然為使命，相關行政法規對旅游開發有著嚴格限制的自然保護區尚且如此，怎可指望以旅游立區立園的其他園區系統能夠保護的更好。它們與自然保護區處在同一社會環境中，一些面積較大也不太偏遠的園區，被動接納社會上開發建設項目的可能性絕不會低于自然保護區，生態影響也不會小于自然保護區，本身規模化旅游開發的正當性、主動性又遠遠超過自然保護區，表明這些園區同自然保護區相比，一般來說人類活動威脅是增加的。而且就自然背景和保護價值看，雖然各園區命名字眼大多與自然生態高度相關，但基本上都不能和自然保護區相比，除設立目的不同外，絕大多數在保護可實現性上也遠不如自然保護區。如規劃、批建一個具體園區，除大體符合相應的生態系統類型、具備一定的自然特征外，空間布局、面積大小、功能區劃一般較少考慮保護對象獨特性、生態完整性、保護可達性以及在區域保護中的迫切需要。這些園區得以成立，不排除以保護為優先考慮且有明確保護目標，能與周邊自然保護區形成保護合力者，但絕大多數園區的保護主張和實際保護效能，相較其旅游經濟功能均處于次要地位，起主導作用的是周邊旅游大環境如何、有沒有游客吸引力等非保護因素，純粹為美化人居環境、提供戶外休閑娛樂場所的也不少。因而這些園區的自然保護效能，大多只具衍生性、隨機性、不確定性和補充性特點，一些補充作用也很弱，難能考察它們在區域自然生態、野生動植物保護中的重要地位和關鍵作用。如水利風景區多依托水利工程，是河流湖泊水庫蓄引水、發電、防洪、灌溉、城市水景等水工建（構）筑物和高度人工化水體的展示性、娛樂性利用，一片人造水景、一段攔河大壩可能就毀壞一條生命之河，較少自然保護示范意義。森林、濕地公園如果依托殘次林、人工林、退化濕地，通過景區開發、保育或可促進生態恢復，若選址天然林區、自然濕地，則是一定程度上還保持著森林、濕地生態系統特征的開發利用。一些面積較大的風景名勝區雖然有自然景觀優勢，但其重要性和關注點首先是在人文利用方面，也常有對自然的景區式修飾改造等。

在保護責任擔當上，這些園區系統與自然保護區也有明顯的不同。簡單舉例如某個自然對象物沒有保護好，能追究這些園區的責任嗎，除針對性、唯一性極強的自然遺跡特別是古生物化石類地質公園外，其他恐怕都不能，因為它們另有存在價值，而且多數也不具備承擔主體責任的自然條件，或者從一開始就沒有明確賦予它們這方面責任。一些自然保護區旅游景區掛滿了各種牌子，唯獨不掛自然保護區牌子，就是想模糊掉自然保護區的責任，既方便開發又試圖逃避擔責。2015年年底，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在總結全國風景名勝區執法檢查工作中，宣布將吉林仙景臺等11處國家級風景名勝區納入瀕危名單管理，并給予黃牌警告，經一年整改保護管理和守法合規達到要求的繼續保留，風景名勝資源價值喪失或者明顯退化，不具備設立條件或標準的，將建議國務院予以撤銷。而2016年年初，國家林業局則直接撤銷了福建龍湖山等3處國家級森林公園，8月份又取消了吉林榆樹老干將等3處國家濕地公園的試點建設資格（新華網，2016.8.24）。然而從媒體就這些管理工作新舉措報道中，并未看到園區撤銷后，將出現的保護空缺是什么以及如何彌補等方面的說明，主管部門決策時似乎也未顧及撤銷對保護有什么連帶影響。國家沙漠公園，按有關辦法也實行“準入一退出”機制，對有明顯不良記錄的責令其限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將停止試點建設等。事實表明，這些不同于自然保護區的園區，主要是作為旅游景區創建、用于發展旅游經濟的，多數設立上保護目標導向較弱，景區開發中人工建設成分很大，也沒有明確其具體保護責任，以致即使對管理者的差評波及到園區實體的存與廢，亦無需擔心會影響到保護。

而自然保護區卻完全不是這樣，專門為保護自然而建立并管理，保護價值均系自然生成，保護就是防范開發破壞維系自在的自然及其價值高度，出了問題當然責無旁貸。特別是許多主要保護對象珍稀、瀕危甚至地域分布上早就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自然保護區，保護責任之大攸關當事自然對象物留存與毀滅、地球自然價值高度代際傳承完好或受損，豈敢因為相關設施建設不到位、管理工作乏善可陳或遭受嚴重開發破壞等人為性因素而放棄保護，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湖北長江新螺段等2個白鱀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曾因2006年國內外專家現場考察后說白鱀豚滅絕（或功能性滅絕）了，怕名實不符，即啟動更改名稱程序，要去掉原來命名中“白鱀豚”3字以求不那么醒目。但在提交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評審委員會評審時，被一些委員嚴詞拒絕，認為必須先查明白鱀豚為什么沒有了，保護區的責任是什么，以致到現在名稱也未改成，更別說撤銷保護區了。也確實是，如果自然保護區都漫不經心把瀕危難保護的、保護成效不佳的保護對象，通過諸如此類方式模糊掉，再混淆保護工作的人為性和保護對象的自然性，說降級就降級、摘牌就摘牌，本來就沒有保護好，又以各種名義堂而皇之弱化保護（降低級別）、放棄保護（撤銷），那還怎么保護，監管豈不是變成了對自然的懲罰，這完全不適用于自然保護區工作。所有的人為性活動，包括自然保護工作、保護區管理，通過人的努力都可改進，開發破壞在保護機制下也不會嚴重到自然根基片甲無留，唯有放棄了當下的保護，就有可能真的加速自然對象物的毀滅，以后再想保護恐怕也找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