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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明

2021年12月10日至25日，有關部門就調整《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公開征求意見，其中野豬不再作為法定保護物種引發高度關注，有叫好的說野豬可以打了，有擔憂的說野豬調出名錄肯定會出事，希望保留其“三有”身份。業內解釋，作此調整最主要原因是其已不存在生存威脅，部分地區種群數量過高，“存在野豬致害，對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了不利影響，且這一趨勢日益嚴重。”調出名錄便于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獵捕或其他防控措施，處理野豬問題更靈活有效，但“不意味著可以隨意捕殺”。（新華社客戶端，2021.12.15）因為《名錄》開宗明義以物種“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重要與否為導向，而無關生存狀況、數量多少，將此前合乎標準入選名錄的野豬調出，邏輯推理應是“三有”價值發生重大變化。聯系調整說明中不列入名錄的其他情形，包括“可能損害自然生態系統的物種，如高原鼢鼠、旱獺等”“公眾意愿普遍難以接受的物種，如大、小嘴烏鴉等”，并回顧國家重點保護物種名錄適用以及“IUCN紅色名錄”調整中國物種瀕危程度引發的紛擾，深感這種選擇性保護，何如普遍化保護與選擇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從理論到實踐更順暢些。

一、生命共同體中的野生動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我們深知，生命共同體是包括野生動物在內眾多物種、種群、生命個體與諸如“洪水一片、枯水一線”等復雜環境共同形成、相互聯系或互為條件的宏大生命支持系統，人們已經用充滿智慧的“生物多樣性”概念表征其有機整體屬性，是地球適合人類居住而區別于其他星球的最主要特征。

種類繁多的野生生物和類型各異的生態系統，通過復雜的生物學機制和食物鏈關系聯結在一起，既有“萬物作而弗始”“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之無窮奧妙，也有“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的皆大歡喜。在這個有機整體中，一物種與它物種及非生物環境間緊密相關而非單獨存在，“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其他部分，同時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地球生命支持系統才得以生生不息、氣象萬千。

由此，植物、動物、微生物，不論水生的、陸生的、兩棲的，稀有的、瀕危的、常見的，都是天之驕子，各有其功能與價值，要說重點都重點、重要都重要，生命之網群星燦爛，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更無有害或多余的的物種。這決定了保護野生動物首先要把生命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施以普遍化保護，而選擇性保護更適合于管理利用活動。這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

二、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兩個方向及其特點

野生動物是自然的涌流呈現、演化發展，無論相生相克、互利競爭，還是風雨過后見彩虹，都是生命常態。只所以有保護問題，是智慧的人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常以凌厲之勢施加影響的結果。一是開發建設大量侵占野生動物家園，導致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者眾，“衣、食、住、行”困難，“七情”沒有了“喜”只剩下“怒、憂、思、悲、恐、驚”，生存危機四伏甚至命懸一線，遑論生息繁衍、物種不滅。二是商業化利用，野生動物生存不易，繁衍有序，長成更少，但人的需求無度，大量獵捕致種群個體入不敷出時，物種離滅絕也就不遠了。解鈴還須系鈴人，相應的保護工作也有兩個方向：

1.生態系統的保護。生態系統是野生動物的家園，除管理利用外，野生動物的保護從形式到實質，其實就是自然半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重在管控人類活動足跡、減免人類活動影響，確保家園的可用性。代表性工作有劃分國土空間開發與保護格局的主體功能區制度，源頭預防開發破壞的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制度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管理，清理整治開發建設恢復自然生態等，更早更直接的是在野生動物集中分布區建立自然保護區，現在是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這些工作統籌自然與人、保護與發展的關系，“保護生態，留一張白紙”，不破壞、少干擾，努力留住自然的根基。其效力像陽光照耀大地、雨露滋潤萬物一樣，所有野生動物整體受益，沒有與某個物種的特別對應關系，也無法排除某個物種免于保護或令其回避保護。

這符合現代生態科學和生命共同體理論，體現了物種生存權、發展權平等原則，客觀反映了物物相關、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種間關系和野生動物保護一個物種都不能少的價值目標。雖然各地可能都分布種群生存力受到特別關注或深具文化影響力的物種，甚至直接以物種為保護地命名，但也只是凸顯當地生物多樣性特點或保護緊迫性，絕不意味著只保護個別物種。千萬物種匯聚一方共同構建并存在和依賴于特定生態系統區域，是一個不可人為拆分的有機整體，像沒有國哪有家、國家強大人民才幸福一樣，只要區域生態系統整體平衡穩定、生境豐富、食物鏈健全，充滿生機，包括野生動物在內各種生物都會競相迸發活力壯大種群爭取種間優勢地位，積極繁衍后代、“我”不要滅絕是本能使然。反之沒有整體，絕不會有個別物種的光明前景。保護生態系統，就是要在區域生物多樣性整體向好中實現各種野生動物的好。

2.獵捕和經營利用活動的管理。受限于可用性、可獲得性、文化傳統、生態倫理、資源狀況等，真正有利用的野生動物并不多，如對全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許可證的分析研究，“發現共254個物種被商業利用。”（《中國科學報》，2021.3.2）全面禁食陸生野生動物后應該更少了。利用活動和保護的目標預期、生態效應完全相反，管理利用活動和保護生態系統目標一致，兩條戰線缺一不可。但是，利用管理適應利用活動的選擇性，不同于生態系統保護所有生命現象全面受益的自然本能，二者在基本制度、措施上應當有所區別。

三、現行法定保護范圍的局限和保護的困惑

《憲法》規定國家“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是生態系統方向也選擇性保護野生動物的法源基礎。《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珍貴動物“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是“本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國家對野生動物實行分類分級保護”，具體物種由“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確定，還規定非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的保護適用《漁業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從保護工作不同方向及其特點看，這種以野生動物為導向的選擇性保護，更適合于利用活動的管理，《野生動物保護法》已有充分體現，如規定“禁止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禁止出售、購買、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禁止以野生動物收容為名買賣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發放“批準文件”“狩獵證”等。國家重點保護一級、二級野生動物的實質差別，也僅是特許獵捕證審批層級的不同。

但法律相關基本制度、用語，顯然沒有區分野生動物保護兩個工作方向的不同，合體適用各種保護名錄，把生態系統方向基于生命共同體的普遍化保護也變成了有選擇的保護。國家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全社會都對《野生動物保護法》寄予厚望，各種保護名錄在眾口難調中越來越長，卻依然有更多物種不在法定保護之列，針對不同物種的分品定級、保護的挑三揀四，硬生生把野生動物命運共同體分出了天上人間三六九等，保護者和被保護者都有些不夠滿意，也有諸多困惑。

1.珍貴野生動物的困惑。物以稀為貴，珍貴野生動物除文化傳統外各有情況，有的自然分布地域狹小，有的居于食物鏈頂端或體量食物量大而種群自然受限，有的則因生境破壞或過度獵捕步入瀕危。但無論珍貴原因為何、有著怎樣的情形，唯有生物多樣性大家庭和良好的生存環境，才是其種群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就像《共產黨宣言》宣稱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一樣，珍貴野生動物只有在普羅大眾的全面保護、共同興旺中才能獲得永生。新冠疫情防控治療中，堅持“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重癥輕癥并重”，以最大限度減少感染、控制輕癥向重癥發展的做法，很值得借鑒參考。現在，全球瀕臨滅絕的物種越來越多，我國以受關注較多的4000多種脊椎動物為例，除個別外總體上生存狀況都不太好。如果繼續堅持只保護珍貴物種，可能的情況是：都確定為珍貴失去了“珍貴”的意義，也不符合生態文化，都不確定為珍貴就不是全面的保護，沒有全面的保護，珍貴的也保護不好。

2.“三有”野生動物的困惑。從野生動物統一于生命共同體、人工尚不能創造出任何一個物種以及廣泛的生態系統服務看，每一種野生動物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為區分各個物種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重要與否是困難的，也沒有充分必要性。以這次擬調出“三有”名錄的野豬為例，實際原因是食物鏈不健全缺少天敵制約，保護較好地區野豬種群數量增加，外溢到生產生活區域打擾人、損害經濟利益，需要有些干預。但干預只是區別不同情況適當減少個體數量，對其固有生態、科學、社會價值并無任何貶損，更不是消滅物種，調出后野豬既不是重點保護物種，也不是“三有”物種，沒有了法定保護身份，人們當然有理由擔心它還能不能得到保護。又如說高原鼢鼠、旱獺損害自然生態系統而排除在名錄之外，但實際情況可能是依人的習慣性看法，過多的鼠洞對草場景觀一致性或產草量有影響，對自然生態系統未必有害。據研究三江源之所以大型食肉動物種類全球最多，離不開旱獺、鼠兔為狼、棕熊、鷹、貓頭鷹等提供食物，其洞穴除疏松土壤、提高草地滲透性保水外，也是其他一些動物的巢穴或躲避風雨的臨時場所等。（央視網，2020.3.9）至于說大、小嘴烏鴉公眾意愿普遍難以接受而不能入列“三有”名錄，更難以服眾，烏鴉是人們從小學一年級課文《烏鴉喝水》故事中最早了解到的動物，即便有人討厭也不意味著沒有價值不需要保護了，現實中也沒有因為“討厭”一個物種而不予保護的。人靠萬物活著，對萬物都有愛心，即使老虎傷人還努力保護老虎，這是人的生存智慧使然。

3.高處不勝寒的困惑。一些物種沒有保護好，人們常抱怨未納入國家重點保護或保護級別不夠高，競相爭取最高等級的保護便成為破解困局的首選，多年不調整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廣受各界批評。2021年，長江江豚如愿以償獲得最高等級保護身份，由國家二級重點保護晉升為一級重點保護，業內說”盼星星盼月亮，終于等到了這一天”。殊不知白鱀豚自始至終都是最高等級保護，卻歷經不同于生態系統保護的單一物種特別保護機制，沒能等到長江大保護春天的到來，保護工作者即自行宣布滅絕或功能性滅絕了。其它如丹頂鶴也一直是最高等級保護，歷經野外抓鳥取卵人工馴養孵化、捏怕死放怕飛等幾十年艱苦卓絕、可歌可泣的保護，野生種群大多成了籠養鳥，自然遷徙種群明顯少于保護之初。最高等級保護標志性物種大熊貓，600多只圈養種群除生命實體尚未進入千家萬戶外，擬人化程度、受到的追捧超過了所有寵物，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但境況也沒好到那里去，絕大多數等不到成功野化訓練放歸自然就該壽終正寢了，沒有體驗過自由和野性，沒有經歷過春花秋月，沒有對物種不滅和生態服務的任何貢獻，只能郁郁寡歡終其一生。野生大熊貓，現在的1864只相較于1977年一調的2459只，1只凈增長都沒有，還虧空約1/4。推而廣之，如果這種機制很管用，隨保護工作不斷加強，重點和高級別保護物種應該呈減少之勢才是正相關，現在卻不減反增，說明棄整體而專攻個別并非靈丹妙藥，可人們還如爭先創優不敢怠慢，更有視此類物種越多越好、越有成就感者。

4.保護走捷徑的困惑。除管理利用外，基于生態系統的保護實質是和發展爭生態空間，涉及到具體經濟利益，工作難度大又無捷徑可走，只能曉以大義努力爭取。但以物種為導向的保護不同于生態系統整體性強，難以繞開人類活動影響而多有矛盾沖突的特點，促使人們走捷徑，使保護虛多實少，既弱化生產性威脅管控，又加重保護性干擾。一是高強度塑造明星物種，希望一好帶全好，但除贏得更大輿論聲量、占用更多保護資源外，許多明星物種自己都沒有保護的更好，何以帶動其他物種的保護。二是抓捕野生動物行人工馴養繁育、遷地保護，試圖躲開是非之地營造安樂窩，快速增加種群數量，大到亞洲象小至鱷蜥，舉凡哺乳類、鳥類、魚類、兩棲爬行類、水生、陸生野生動物均有涉及，因嚴重有違野生動物天性，致其常以死抗爭，連帶影響野生種群，干擾生態系統，人與自然更趨沖突。許多人以為人工馴養繁育促進了朱鹮復蘇而如法炮制，但當地經驗卻是“ 開展野生朱鹮種群就地保護工作對拯救這一瀕危物種尤為重要”。（《 陜西日報》，2019. 6.30）三是頻繁調查監測精準計數自然，諸如“用‘天網’尋找東北虎豹”“時刻觀察江豚的蹤跡”“撿到（大熊貓）糞便就如獲至寶”等，實質是繞開人與自然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保護生態系統保障家園可用性變成了存量野生動物的反復清點。近年中央環保督察等曝光查處了大量涉自然保護地違法違規建設項目，就是保護供給側與需求側不對號的最好證明。

5.崇尚人為力輕忽自然力的困惑。人因為崇尚、相信自然才保護自然，生態文明理念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既是經驗總結，也是指路明燈，但目前反方向操作較多，著重點和歡呼雀躍多在人為力上。一是背離事實夸大作用于自然的人為力。大熊貓保護宣傳有“隨著人工繁育大熊貓數量的快速優質增長”“用野化放歸的方式補充野生大熊貓種群的數量”，使該物種從“瀕危”降為“易危”等說辭，實際人工大熊貓共放生11只，其中死亡2只，其余情況不詳，相比近2000只野生種群太微不足道了。長江江豚野生種群有1000多只且向好趨勢明顯，卻向來不被看好，反認遷地保護、人工繁育和人工“保種”是物種不滅的最大希望。雨果說：“人類的智慧是不可能戰勝的，可是自然也是難于攻破的。”一個物種，如果生境受保護又不斬盡殺絕，滅絕也不那么容易，求生欲望和人一樣強烈，現在一個受到保護的千口之家，竟需要人工“保種”，除了崇尚人為力、輕忽打壓自然力，沒有別的。二是否定自然力、裂解生態系統搞保護。大熊貓人工馴養繁育中，一直有物種退化野外擇偶、懷孕、產仔、育幼、成年等多“難”之說，但實際并非如此，而是“具有較高的遺傳多樣性，種群穩定增長，表明大熊貓仍具演化潛力”。（《人民日報》， 2021.12.28）在共抓長江大保護和十年禁漁大好保護形勢中，有關方面仍宣稱“選擇一些生態環境與長江相似的水域建立遷地保護區成為當前保護江豚最有效的措施。”（央廣網，2021.10.4）并在2021年組織實施了史上最大規模江豚遷地保護行動，更于《長江水生生物保護管理規定》中，將建設人工繁育基地和遷地保護設施列為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優先舉措，分明同就地保護、自然恢復分道揚鑣。自然保護工作者不崇尚自然、相信自然而高度輕忽自然，究竟所謂何來呢！

6.重個別微觀輕整體宏觀的困惑。自然是宏觀大世界，野生動物是牽扯面很廣的復雜巨系統，保護理應自帶宏觀視野，更加綜合的全面的廣泛聯系的看問題。但目前雖然對部分物種的保護，已經發展到全天候觀測野外活動、辨別譜系逐一建立“戶口”、試圖安排不同種群間基因交流或以人工種群“豐富”野生種群基因等，使保護流程高度復雜化、微觀精細化，卻大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慮。一是缺乏保護的整體性和食物鏈觀點，野生動物保護和生態系統保護存在兩張皮的現象；在保護地和注意力上不是全面均衡關照各種野生動物，過度與不及兼有；許多重點保護物種甚至同一生態系統中的物種，分別實施不同的保護計劃，導致保護碎片化、高成本化；一些地方經由人協助有可能恢復食物鏈的問題，尚未列入議事日程。二是缺乏保護供給側對需求側的主動對接，不是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中心，長年累月以自然為對象的工作較多，等于以自然保護自然，沒有和關鍵人為制約因素消解與否、人類活動影響水平降低與否、生境質量變好與否、野生動物受益與否相聯系。三是缺乏從自然進化、生態平衡上考慮問題，明星野生動物只能“生”不能“病老死”淘汰弱者，只能吃食不能被食，不能因天時變化有這“災”那“難”，沒有負反饋的單一方向運作，潛藏新的生態不平衡惡果。四是缺乏對人與野生動物偶遇后如何應對的關注和引導，野生動物離開自然生境進入有人區域抑或有作惡就認為是問題動物，或必然與人發生沖突而緊張以對，或者就是“局地過飽和”等。人與自然和諧必有自然一面，野生動物與人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在保障人身安全前提下，是不是也要提倡適當的接納和承受，有問題積極解決，但不能葉公好龍式視野生動物進入有人區域為反常現象。

四、建議

按照生命共同體理論和《生物多樣性公約》關于“就地保護生態系統和自然生境，維持恢復物種在其自然環境中有生存力的群體”的基本要求，構建野生動物普遍化保護與選擇性利用管理并行不悖的法律制度，增強適應性：

1.將《憲法》第九條國家“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的規定，修改為國家“保護野外環境中自然繁衍生息的野生動物和野生植物”或“沒有被人類馴化且生活在自然環境中的野生生物”或其他類似表述，為野生動物的普遍化保護提供憲法依據。

2.生態系統保護方向取消野生動物分類分級保護制度和“重點”“三有”等物種名錄，實現所有野生動物的全面、平等、普遍化保護。如果說保護名錄曾起到驚醒人們增強保護緊迫感和突出重點的作用，隨著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區域生態應保盡保、能保盡保新階段，也到了終結其歷史使命的時候了。

3.獵捕和經營利用活動管理設立相關名錄，列出有利用習慣、種群可支持和政策上允許利用的物種并配套管控措施，作為執法監管依據，名錄效應不及于生態系統方向的普遍化保護。種群調控納入利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