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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2）在建立國家公園體制中進一步強化自然保護區的地位和作用

陶思明（2016.12.28）

雖然這和以人為本、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大環境嚴重沖突，影響相關方直接經濟利益，常有一些人以“保護”不能妨礙“發展”為由反對，但保護要真有其效而非徒具虛名就別無選擇，今天的中國已無任何經濟利益都不受影響而自然生態還能一如預期確定得到保護的捷徑可循。為此在強調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加快完善主體功能區政策體系，實行差異化績效考核，推動各地區依據主體功能區定位發展的同時，各級政府已經建立了多項生態補償資金渠道，如重點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森林濕地草原生態效益財政獎補政策等，使保護貢獻者特別是經濟利益受到影響的當地政府、社區、土地及其附著資源權屬人/經營者得到相應補償，許多自然保護區所在地政府財政狀況因此而改善，傳統社區多直接受益于保護更是面貌煥然一新。人與自然既是統一體也是矛盾體，在人為力能夠顯著操控、改變自然的一些方面，只有人類有效約束管控自己影響自然的行為，才能談得上對自然的保護。針對申報區域可能有開發建設計劃而否定自然保護區的建立，遷就于資源開發或項目建設的需要調減自然保護區面積、弱化功能分區等，曾有人據理力爭，說假如北京故宮下面發現了石油，難道也要拆故宮開發石油嗎？一個理性社會當然不會為了開采石油拆除北京故宮，后者是世界上極少數同時具備藝術、建筑、歷史、宮廷文化博物館等特色，符合國際上公認的“原址保護”“原狀陳列”基本原則的博物館和文化遺產，保護具有永衡價值，拆了就沒有了，而石油可以去其他地方找甚至發現更大油田或更加環保的替代能源。情同此理，自然保護區是借鑒歷史、關照現實、面向未來，把對“人”的“約束管控”挺在最前面、形成最強音，充分體現自然目的性、人的主動性且具高度可行性的特定保護機制，只有持續減輕減緩減免有顯著影響的人類活動，自然對象物不再被人視為囊中之物肆意干擾、破壞，保護才方可立足。

至于現實中自然保護區還不同程度存在這樣那樣與保護宗旨不符或有悖于更好實現保護的一些人類活動情形，基本上是建立之前就有、之后被動新增或者錯誤的保護觀所導致，而絕非建立和管理自然保護區目的所在。也可以說歷史形成的自然和人文背景大體就是這樣，它既催生保護需求，也是自然保護區一部分，“保護”無法獨斷。與人類社會以土地、水、礦產、野生生物等自然要素為生存和發展資源，在自然地理空間占用和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上人的目的性、意志力、主觀能動作用居主導地位，因而盡現“以人為本”的特點不同，自然保護區治理完全按照“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行事，其設置布局、范圍劃定必須以保護目標為導向，順著保護對象自然分布模式、自然存在態、自然特征和自然習性走，充分反映以“自然為本”的特點。因而絕大多數自然保護區都難能避開相對保護區的建立早已“先入為主”、交錯分布其中的傳統社區村落、廠礦企業、交通設施和一些行政、事業單位等非自然因素，以兼顧自然生態完整性，實現保護效能最大化。

人當然是自然一分子，自然是人的來源、活動舞臺和歸宿，因而“人”與“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常態，即便強調保護自然也不可能做到井水不犯河水。一般而言，只要把有可能明顯改變區域生態系統自然性、威脅自然對象物以其自然模式存續發展的人類活動干擾、新的開發破壞管控好，也就是通過人的自我約束保障自然生態各方面向好發展、與人共進，就是很好的保護了，大可不必在有人區試圖創建于保護無特別需要的無人區。從基礎背景看，許多區域自古以來就是“保護”與“利用”兼而有之的雙重功能區，許多野生動植物也喜歡與不傷害它的人為伍，我們不可能排除人以特定方式對自然的繼續利用或“自然”與“人”的互利共存，但舍此也無以保護或者會弱化保護。如歷史上就通航、捕撈但又需要保護水生生物的河流湖泊生態系統，為不同野生動植物或多或少甚至全生命周期提供生存支持的耕作區、牧區草場、漁業水域、水運港區、采油區、經濟林、風景林、傳統村落、古廟宇等，人與自然和諧是包括這些生動場景的。特別是一些傳統社區村落、古廟宇等，能夠長盛不衰延續至今，受其影響的區域自然生態系統又能比較完好地傳承下來，成為當代劃區保護中不可多得的自然價值和保護價值兼具的保護高地，本身就蘊含著保護生物多樣化的優秀傳統文化，是示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活態文化”、生態文明的鮮活載體，完全可以看作自然保護區的重要構成元素，看作文化共同體。

同時，社會是豐富多彩的，自然保護和保護區工作無論意義多么重大、相對于經濟發展擺在多么優先的位置，也只是政府職能之一，各行各業各條戰線凡為人類進步事業所需要、符合發展潮流者都有其社會地位、工作目標和具體訴求。“保護優先”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反映人們對不同客觀事物各自特點及其重要性的科學認識、準確把握，二者在主觀世界共生共融可以說沒有任何障礙和問題，但在客觀世界的一個具體區域、具體時段、具體事物上是互有矛盾沖突的，需要協調解決，也就始終逃不開擴張性開發利用自然生態資源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的視野和境界。我們不乏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等響亮價值觀，但也還無時無處不以人的合理需要或貪婪與欲望，繼續侵蝕著所剩無多的“自然肌體”，如整體性很強的公路、鐵路、電油氣輸送管線的新建或改擴建，防洪施工、航道整治、排污甚至開礦等，都會涉及到一些自然保護區，如果一概排斥拒絕，擴大經濟社會代價但保護增益有限，反倒不利于保護的廣泛、深入、持久開展。

這其實也是剪不斷、理還亂，欲罷不能、欲說還休式復雜人-地關系，在自然保護區工作上的客觀反映。人及其經濟社會體系從來一刻也沒有離開自然生態系統獨自存在過，地球生命支持系統各要素（資源），特別是人類社會得以立足、經濟建設得以鋪開和自然生態系統涌流展現、野生動植物繁衍生息都高度依賴的地表空間，早已因人多勢眾而嚴重超標承載，神州大地東西南北中凡人可居住生活、開發利用的地方，幾乎就沒有無人區可尋。因此，我們在自然保護中要盡可能客觀地看到并且愉快地接受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現狀，避免把區域生態系統自然性及其保護絕對化，試圖水火不相容或涇渭分明式切割人類活動區域同自然保護區域。有些人常批評自然保護區存在一些村莊、農田、牧場、交通設施甚至工礦企業的現象，認為影響保護、無法保護，刻意塑造沒有任何人類活動的高大上自然保護區形象，試圖不具體協調管控人類活動威脅也能保護自然；或認為既然已經有了那么多原有的和新增的人類活動，再上幾個經濟效益顯著、契合發展需要的開發建設項目也無妨，要把自然保護區引向破罐破摔的境地等。這些都不切合實際，是一些人經濟利益膨脹而覬覦保護區自然資源，或者另有所圖不想保護、取消保護的借口，保護不能為其所迷惑。自然保護區的關鍵是定義一個區域保護自然的優先價值選擇和長遠方向，即區域主導功能聚焦于生態系統自然演化發展得以繼續、野生動植物自然對策得以充分實現等，為有效管控削減避免增量人類活動威脅，促進原有人類活動生態化、減量化提供法律依據。這樣就能理解自然保護區也會存在一些人類活動的歷史延續性和現實不可避免性，因地制宜合情合理地看待早已融入區域自然生態系統、更多表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高雅境界的一些傳統社區、產業，在充分實現保護的前提下，不斷增強保護的適宜性和適應性，力爭把對特定關系人的不利影響最小化。這是以“自然為本”和“以人為本”在自然保護區的辯證統一，有利于實現保護的廣泛性和可持續性。

但是即便如此，自然保護區仍然是目前我們唯一聲稱要毫無保留、不設期限地讓渡給“自然”，以充分展現自然風貌、護佑自然價值高度的地理空間，包括與之生態關系密切的相鄰區域、河湖濕地水系上游等，總體上以自然生態利益最大化為根本追求的大方向不會改變。只要存在人類活動威脅，自然保護區就不會停止加強保護的步伐，既要大力支持已有社區、傳統產業向著更具生態協調性方向發展，也要看到自然保護區直接經濟功能的局限性，社區發展所有問題不一定都能解決，傳統產業也不能不受到限制，要與保護相向而行，完善政策配套，使相關方不因保護而減損正當利益，也不因發展而影響保護。特別要花大力氣管控好以自然保護區為目的地的新的商業性開發建設活動，有效防范不同利益主體以各種理由甚至借口保護，再行施加生態后果嚴重和完全可以避免避讓的增量威脅。衡量標準是人類活動是否確有控制、減少、輕型化或再無增加，區域生態系統自然性、穩定性是否確有提升，野生動植物生息繁衍環境是否卻有改善。除此以外，自然保護區工作本身沒有任何經濟利益訴求。

而其他也有一定保護功能的人為劃設區域，如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海洋公園、濕地公園、水利風景區等園區系統，不管是保護基礎上兼顧經濟利用，還是為了持續利用而必須保護，或者表現為進一步挖掘潛力以可行利用形式把自然資源剩余價值最大化，依據它們各自立區立園的相關規定（表1）和運行實踐，其工作本身都有借以直接獲取經濟利益、創造更大經濟價值的目的性、主動性、實踐性。主要是發展旅游經濟，為地方、行業、企業、單位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滿足人們親近自然、觀光休閑、提高生活品質的需要，是國家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水產和農作物種質資源保護區（點）則直接促進或服務于漁業資源養護、農業生產發展、育種科研等，是不同于旅游但也有直接經濟效益的保護性利用。由此，在目前研究自然生態劃區保護、落實建立國家公園體制改革目標、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雖然大家將這些園區系統和自然保護區系統一起冠以“自然保護地”或以“保護地”通而稱之，甚至越來越和自然保護區相提并論，更有定義某些園區系統“保護性”在自然保護區之上的趨勢。其實不然，無論利益訴求還是保護性及責任擔當上，這些園區系統均與自然保護區有著明顯的不同，而且各園區系統間也有較大差異。

表1  自然保護區和其他園區系統功能定位概覽

這些園區系統之所以能夠發展旅游，當然靠的是秀山美水等自然風光和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一般都注重保護優先、適度開發、嚴格管控，強調發展旅游不以破壞自然生態為代價。理論上旅游業生態影響確實可控性好，比較輕型化，這一優勢是典型工農業生產、城鄉建設等經濟形態所不能比擬的。如旅游本身就是觀賞、體驗、休閑性質的活動而不依賴于實物消耗，景區開發建設不能天翻地覆破壞了旅游資源，一些山高林密水深等自然封閉地點，不修路、架橋人就去不了，沒有旅游創意、特意招攬，游人一般也不會去；景區沒有餐飲住宿條件，游客也不會過夜，對自然生態、野生動植物的威脅性影響有限。可實踐中，受經濟利益誘惑和市場需求旺盛雙輪趨動，一個比較有風景與人文資源稟賦和熱門看點的園區，只要開放開發了旅游業，大多都會積極主動地向著更能吸引人們前往并不虛此行，從而創造更好經濟效益的黃金旅游目的地發展。尤其我國人口基數大，隨著生活水平提高，旅游出行的人越來越多，2015年國內旅游人數就達40億人次，旅游業總收入4.13萬億元，旅游已成為城鄉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國民經濟新的重要增長點，許多景區黃金周人滿為患既是壓力，也是過度開發的動力。而自然保護對象大多又對過度開發旅游，如景區不斷擴展、道路不斷延伸、各種旅游設施不斷完善和車輛川流不息、游人如織、人聲鼎沸的旅游場景，具高度敏感性，在應對以旅游開發為驅動力引發大量人群常年入侵自然區域，棲息地旅游設施占用、游人踐踏、道路阻隔，聲污染、光污染、水污染甚至空氣成分人為改變上，都表現出非常脆弱的一面。以致人們普遍認為對自然生態影響較小而國內外一直在推崇并作為發展方向主動引導的生態旅游，一旦放開了搞、大舉開發，也會成為換種方式的威脅，甚至是隱性殺手，難免不會出現如《全國生態旅游發展規劃（2016—2025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國家旅游局，2016）指出的情況：“搞竭澤而漁式的開發，造成嚴重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