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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明

（為學習領會、貫徹落實《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區體系的指導意見》編發）

與人類社會以土地、水、礦產、野生生物等自然要素為生存和發展資源，在自然地理空間占用和自然資源開發利用上，人的目的性和主觀喜好居主導地位，又有一切皆可為我所用的行動力和堅強意志，從而盡現人自主籌謀自己說了算的特點不同，自然保護區的設置布局、范圍劃定必須遵循生態文明理念，充分反映保護對象地域分布的客觀性及各種要素內在聯系的復雜性，體現的是以自然本體為中心及其保護要求說了算，自然相對于人是被動的，卻也有其不可更改的主體性。正是基于人類社會是“活”的“主動”的、自然對象物是“死”的“被動”的人地關系，一個自然保護區范圍、面積、邊界的確定，不能以人的好惡為價值尺度，以人的意志為意志，盡選那些受自然條件限制不能開發利用但也沒有特定保護對象分布或沒有必要劃區保護的區域，而必須緊扣保護目標和保護目的要求，以自然對象物發生發展的軌跡為導向，盡可能反映保護對象自然生態進程和生存發展的地理空間需要，如自然生態系統、地質遺跡地域水平和野生動植物生存環境水平上的地理空間客觀實在性和生態系統連續性、區域生態完整性，界線明顯易于公眾識別和執法管理等，既要避免孤島式保護，也要盡可能降低對社區群眾、企業單位、交通運輸等基本生產生活的影響，避免升高不必要的保護代價等。

這當然都是建立和管理自然保護區的一些最基本要求，可也有其復雜性，考驗著我們保護自然的誠意和協調管控人類活動威脅、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能力。如果只在現時沒有人類活動影響的鳳毛麟角純自然區域，以及人也不打算或不可能再行開發建設的區域，建立自然保護區就可滿足保護要求，那豈不簡單省事何需大費周章?？蓡栴}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統各要素作為發展資源，特別是經濟社會體系得以立足、鋪開和自然生態系統及其野生動植物得以涌流展現、繁衍生息的適宜地表空間，早已因人多勢眾而嚴重超標承載。據對生態足跡的研究，地球早就超標承載，按照人們現今生活水平需要1.6個地球的資源才具可持續性， 我國還處在追趕小康生活的路上，耗費也已經是資源承受能力的兩倍，神州大地東西南北中凡人可居住生活、開發利用的地方，沒有不深深打上人類活動烙印的。以致純自然的區域早就少之又少，而許多自然對象物也沒有和人截然分開，更沒有固定一地，尤其作為生命共同體成員和人類朋友，森林、草地、河流、湖泊生態系統及種類繁多的野生動植物，和人類活動區插花分布者眾多，劃設自然保護區如果不向交錯分布保護對象的人類活動區域適當延伸，把一些體現生態完整性且有較高保護價值的區域也劃進來，理論上根本就不足以支持保護目標預期，而且人向來也沒有停止向自然區域繼續大舉進軍的腳步，怎可一味追求只在沒有 人類活動影響的區域建立自然保護區。那樣的話，真正能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地點，就很少也很凌亂、破碎了，保護功能將非常有限。

當然不是有保護對象分布就劃設自然保護區或者劃的面積越大越好，更不是把沒有必要劃入的人類活動區域也一并劃入，而是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規定，地域范圍選擇注重“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天然集中分布區、有特殊意義的自然遺跡等保護對象所在”的區域，并“應當妥善處理與當地經濟建設和居民生產、生活的關系”。因為對新生事物經驗不足或圖一時簡便省事，一些自然保護區的范圍劃定，固然存在把鑲嵌于自然區域而人類活動相對集中、邊界范圍較為明確的生產生活區域順便框進自然保護區的現象。典型者如西藏“雅魯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頸鶴自然保護區內，林周縣縣城整體及周邊大面積農田被劃入保護區，群眾的生產生活和基礎設施建設受到極大限制；珠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達3.3 萬 km2，聶拉木縣、吉 隆縣整體納入保護區范圍，吉隆口岸及周邊輔助設施建設受到制約”（《 人民政協報》，2016.8.12）。但這畢竟是少數，而且完全可以通過依法解釋這些典型發展區域與典型保護區域之間的關系、賦予的保護地位等， 消除一些人的疑慮，認可其存在的合理性，當然也可以通過調整從形式上予以剝離。從平衡區域自然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出發，使自然保護區既能取得最大保護效果，又與社區沖突最小，就包括了其范圍劃定也是一個逐步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一時難以妥善解決的，只要具備了核心保護價值和核心保護地域，以后隨著管理實踐都可以進一步合理化。面對如此復雜的自然和社會背景，其實許多初始申請者都已經很不容易了，保護又是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特點，客觀上沒有什么絕對的一開始就必須對區域人與自然的關系處理很合理、 互不影響才能保護。極而言之，在過去沒有自然保護區的漫長歷史歲月里，社區自己也在保護而非只有開發、破壞，現在保護壓力加大劃設了自然保護區，也并不表示社區發展就失去正當性。因此，要用客觀的、協調的、發展的、變化的眼光，看自然保護區與社區的既有交叉和相互影響問題。

節選自《保護優先與自然恢復——以激揚生態、管控威脅為視覺》（陶思明著，中國環境出版社，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