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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明

（為學習領會、貫徹落實《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編發）

國內外保護理論界曾長期認為“貧窮”是保護的“大敵”，意指社區群眾靠山吃山破壞了自然生態，保護要從改善他們的生產生活做起，這當然有一定道理，會起到一些作用。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特別是我國土地等自然資源公有的所有制關系，就目前自然保護與開發建設的矛盾沖突看，實際上擁有更大話語權、更強組織性和更多資本的決策者、大企業，才更有能力改天換地，他們涉自然保護和保護區的行事態度、具體作為，對保護影響之大遠非當地維持生計者以有限能力向大自然繼續索取所能攀比，如當經濟利益追求與自然生態保護沖突時，常常有對保護不屑一顧的現象。大量事實表明，區域自然生態惡化、自然保護區保護不了自然，完全不是更多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進的傳統社區、傳統產業的過錯，因為幾乎找不到有哪一個自然保護區的實質性破壞，是社區群眾所為，相反他們一直在做保護的工作。正如《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指出的：當地社區和農民，尤其是原產地中心和作物多樣性中心的農民，對植物遺傳資源的保存及開發已經作出并將繼續作出巨大貢獻。社區群眾愿意把自己經營管理的山場農地水面劃進自然保護區，樂意繼續與保護區域為鄰，就是對保護最關鍵的支持、最大的貢獻。有的如林木不能收益，有的如農田四周草木茂盛不能耕作，有的如野生動物覓食導致莊稼歉收或刨食種子需要多次補種，更有如云南西雙版納、 普洱、臨滄三地，2011—2015 年發生大象啃食破壞莊稼、攻擊傷人事件多達4.8 萬余起，社區群眾無論愿意與否都要承受。自然保護區出現盜獵盜采、火情或有野生動物因故受困，第一時間發現并予以處置者也多為社區群眾。他們和自然區域長期近距離相處，關系密切，感情深厚，不是保護的消極因素和負擔。

鑒于此，建立自然保護區盡可能避開人類定居及其發展區域，盡可能少最好不要框進這樣那樣的非自然因素，這個大方向沒有錯，大家也一直在做這樣的努力。但也沒有必要過分強調區域生態系統純粹自然性及其絕對化保護，試圖在有人區創建于保護無特別需要的無人區，截然分割人與自然業已形成的互惠關系，況且有許多非自然因素實際上也無法消解，如無特別需要就不大可能因為劃區保護把公路、鐵路封了，水運也停止了，但針對具體問題促其更加生態化以有利于保護則是可能的，也有著巨大潛力。我們應該以寬闊的眼光審視自然保護區，它不單是環境的、自然的高地，還包括人文的、社會的脈絡，敬畏那里的自然生態， 也最好一并敬畏那里的人，這是以人為本和以自然為本在自然保護區的辯證統一。我們不能一說自然保護區人類活動威脅因素多、管理不到位，存在這亂象那亂象，就習慣性劍指傳統社區村莊、農戶、耕地有多少，如何過度利用資源了，導致無法保護等，甚至前面說的是投資額幾十億甚至數百億元大項目的開發破壞，話鋒一轉又論述到對社區群眾的搬遷上。這缺乏因果對應關系，也不符合究竟是哪些人類活動帶來更大生態影響的事實真相，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更因為讓社區背黑鍋而轉移注意力，極易弱化甚至放棄對其他更具破壞性的人類活動的管理。

有人感嘆我國瀕危物種大多處于偏遠落后地區，認為“最理想的辦法是將居民全部從野生動物棲息地遷出，但僅現有自然保護區總面積就高達147 萬 km2，依賴移民搬遷顯然不現實”。有人認為自然保護區把早就存在的村莊農田、礦山劃入，“而如今按規定要移民的話，則成本高，難度大”。其實，為了保護自然生態而運作人類社會的搬遷，主動進行人與自然的截然分離，不符合自然- 經濟- 社會復合生態系統現狀，從實現自然保護、促進人與自然更和諧看，可能大多也是不必要的。自然保護區雖然在履行保護上很重要、很關鍵，但尚不能獨挑大梁，其他更廣泛區域也都要有所保護，點、面結合才更有保護力。把已有社區從自然 保護區遷出，雖然保護區沒有了壓力，但總要有地方承擔轉移出來的因素，加大這個地方的人類活動壓力，就有可能損害其本已很弱的保護性。自然保護區要勇于承擔所在社區的壓力，其實這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動實踐，管理上要注重抓主要矛盾，把重點放在有效防范大項目商業化開發上，同時也積極引導社區與保護相向而行，走好綠色發展之路。

節選自《保護優先與自然恢復——以激揚生態、管控威脅為視覺》（陶思明著，中國環境出版社，20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