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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介紹水博其人。水博本名張博庭，生于北京，中共黨員；1982年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力學專業，1988年畢業于水利水電科學院研究生院；現任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教授級高工。觀其真名，當知其人出生書香門第；看其筆名，當曉此公以在與水有關的知識領域里其學問博大精深自詡；視其文風，之霸道強橫、機鋒畢現，與三十五年前的梁效、羅思鼎、石一歌輩庶幾近之。在紙媒和網絡上拜讀水博的文章久矣，雖對其觀點多不茍同，但也未想加以反駁。理由無它，蓋因自認無此能力也。試想，水博大人高居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之位，頂著教授級高工的頭銜，其在水電方面的學術造詣自是了得（既如此，以下就尊稱“水大師”吧）。依在下的可憐學歷，從事的又是土得掉渣且無甚技術含量的行當（因此存在專業知識不足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水大師的專業領域里與其論戰，豈非自不量力？如果被扣以“極端環保主義”、“偽環保”和“造謠污蔑”的帽子，豈非更加不爽？

水大師提出《對魚類的研究和評論應該尊重科學》（見《博客中國》水博的博客2010-12-10），這當然是無比正確的。科學是什么？科學乃關于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之知識體系也。古人云“舉頭三尺有神明”，并非他真以為三尺之上有個神仙在盯著你，而是說天地間總有某些可稱為“天道”、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需要被遵循；今人則說要“尊重科學”，意思是你必須按科學規律辦事而非相反。“尊重”是一種主觀態度，有人要研究魚類，又不“尊重”有關魚類的科學知識，這學問做得下去嗎？

 有關魚類的學問或曰知識體系，可能不如水電工程涉及那么多的數學、物理學和工程學知識，那么令人高山仰止，但依然是高度專業化的知識。中國魚類學有當今成就，乃百年來數代學者篳路藍縷、孜孜以求、皓首窮經的結果。以形態分類的魚類學已夠復雜，足以讓普通人如墮煙霧；魚類生理學若與細胞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結合，魚類生態學若與生物數學和統計學結合，則更非非專業人士可以染指。所幸水大師文章沒有涉及如此高深的學問，否則在下這點文字也寫不下去。

有人說在當下中國，談論“尊重科學”是件奢侈的事，尊重常識已屬不易。看完水大師這篇文章，在下對此說深以為然——提倡“尊重科學”的水大師對自己專業之外的學問缺乏起碼的“尊重”，故而文內充斥著罔顧事實、違背常識的謬論。那好，言歸正傳，還是在常識的基礎上討論水大師的文章吧（黑色及有下劃線的的文字是水大師的原文）！

當前，全球最大的生態環境問題是溫室氣體的排放過量。而目前能夠替代化石能源的第一主力就是水力發電。因此，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基本上都是有限開發利用水電資源。由于我國的經濟起飛的時間比較晚，我國的水電開發程度目前還比發達國家低三分之二。

“生態環境問題”其實是兩個問題。“全球最大的環境問題”固然是溫室氣體排放過量導致的氣候變暖，但“最大的生態問題”卻是人類活動導致的環境破壞并進而產生的生物多樣性減少。生物多樣性減少不一定導致氣候變暖，但氣候變暖以及人們試圖阻止其發展的不當舉措（如濫建水壩），往往會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的進程。氣候變暖是全球性的問題，無一國可以置身事外；生物多樣性減少雖也是全球性問題，但不同國家面臨的問題又大不相同。關于這一點，我們將在后續的討論中談到。

“我國的水電開發程度目前還比發達國家低三分之二”，根據是什么？如果說是水電理論蘊藏量或經濟可開發量與已開發量之比，中國才及人家的三分之一，那就請拿出那些所謂“發達國家”基于同樣計算口徑的數據來。如果說的是水壩的密度，亦即水壩數量與河流長度之比，也請拿出數據來。在我等外行看來，中國絕大部分河流都因被水壩切了香腸而支離破碎，如此尚且還比發達國家“低三分之二”，要趕上人家該是何等景象？

2003年，中國水電裝機8270萬千瓦，美國同期是7550萬千瓦（據說此時中國水電開發程度是美國的1/3）^{[1 ]}。時隔七年，到水大師為文的2010年，中國水電裝機已超2億千瓦^{[2 ]}，穩居世界第一（美國佬止步不前，約8000萬千瓦），可“開發程度”怎么還比人家低2/3呢？水大師視中國水電事業的偉大成就為無物，玩兒偷梁換柱的把戲欺瞞國人，什么居心嘛？

這使得我們國家的能源結構比一般的發達國家要差得多，以至于讓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排放完全不相適應。我們在GDP遠低于美國的情況下，碳排放就已經超過了美國，我們在人均GDP遠低于世界平均值的條件下，我們的人均碳排放就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值。所以這些都與我們的水電開發利用程度不高不無關系。

關于什么是一個國家理想的能源結構，很難作比較，因為根本就沒有統一標準。“一般的發達國家”是指哪些？“差得多”又是多少？據在下所知，所謂低地國家如西歐的丹麥、荷蘭、比利時，北歐的芬蘭沒什么水電。其他主要經濟體水電占發電量的比例是：美國5.4%、德國3.8%、日本7.8%、法國13.5%、意大利17.7%、西班牙17.7%^{[ 3]}。請問，以上10國算不算“一般的發達國家”？2010年，中國水電占發電量的比重已達30%以上，如此比“一般的發達國家”還差幾何？

其實，水電占總發電量的比重大小與國家是否發達沒有必然聯系，端看其資源稟賦如何。世界上水電比重最大的10個國家是巴拉圭（100%）、烏拉圭（99.2%）、挪威（99.0%）、巴西（82.7%）、冰島（82.3%）、委內瑞拉（68.2%）、加拿大（57.5%、新西蘭（57.3%）、瑞典（50.3%）、阿根廷（40.4%）^{[4 ]},窮國富國兼有。中國本多高山大川，開發水電亦無可厚非，閣下講真話足矣，無需侮辱公眾智力、拿什么“一般的發達國家”說事！

中國GDP低于美國而碳排放高于美國，原因不外人口多、產業結構低級、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單位產值能耗過高、核電裝機容量太小、新能源發展滯后等等。與世界水平相比亦復如此。至于“與水電開發利用程度不高不無關系”的說法，在沒有數據支持的情況下與廢話無異。

所謂“能夠替代化能源的第一主力就是水力發電”，若非無知，便是強詞奪理。在中國清潔能源構成中（折合成標煤當量，不含太陽能），水電占27.2%、風能占15.5%、核能占2.7%，生物質能倒占大半壁江山，為54.5%^[5]。究竟誰才是第一主力？

然而，即便在我國的水電開發程度遠遠低于一般的發達國家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輿論卻對我國的水利水電建設頗有微詞。例如，在水壩建設與漁業資源的問題上，一些反壩的宣傳未經證實，就變成了我們一些部門的“研究成果”。例如，最近《法制日報》在《珠江流域建1.4萬座水庫 導致漁業資源衰退》這篇文章中，很多所列舉的理由就是沒有科學根據的道聽途說（甚至可以說是造謠污蔑）。下面，我們就具體的分析一下法制日報這篇文章。

輿論對水電建設有無“微詞”，跟“水電開發程度”是否高于或低于“一般的發達國家”無關，只看你事情做得合不合理。對中國水電開發之狂飆突進而鮮少考慮生物多樣性、自然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以及公平補償庫區原住民利益損失的現實，社會輿論早已沸反盈天，以“微詞”言之未免失之輕忽。所謂“反壩”，不過是有人對中國水壩建設中存在的規模、數量、決策程序、移民安置與補償、生物多樣性和文化遺產保護、發電收益的分配等問題，提出了質疑、異議、反對，甚或在其訴求得不到理解或滿足時表達了憤怒。除非中國還是個容不得任何異見的專制國度，否則你就不得不承認這些現象很正常。很遺憾，對于《法制日報》的善意批評，水大師沒能把所謂“微詞”的邏輯貫徹到底，直斥為“造謠污蔑”，足見其態度之蠻橫、言語之霸道。不就是“輿論”對“水利水電建設頗有微詞”嘛，其可與“造謠污蔑”相關聯乎？如此氣急敗壞，何苦來哉？

《法制日報》的責怪水壩的理由 “其一,魚類產卵繁殖需要特定環境,如水溫、水流、底質等條件,在攔河大壩建設后,破壞了原有繁殖場的環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難”。

這種說法是一種不準確的表述，完全不符合客觀實際。自然的河流從來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所有的魚類都是在自然界的不斷變化中演變著、生存著、發展著。岷江流域的大渡河被地震造成的多座堰賽水壩，變成了許多座天然水庫(形成著名的九寨溝)，也曾經存在著“在攔河大壩建設后,破壞了原有繁殖場的環境”的客觀情況，但是結果如呢？若干年之后當地的魚類資源，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的增加了。因為，原來的大渡河流域只有一種激流的生境，靜水型的魚類無法生存。而九寨溝的天然水庫形成之后，不僅在水庫的自然跌落段保存有激流的生境，而且在水庫中，還增加了靜水生境。這樣當然會有利于更多種類的魚生存、進化。

應該說，“《法制日報》的責怪水壩的理由‘其一，魚類產卵繁殖需要特定環境,如水溫、水流、底質等條件,在攔河大壩建設后,破壞了原有繁殖場的環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難’”的說法絕對是準確的表述，完全符合客觀實際（這個留待下一步討論）。水大師的后一段高論，才真的是令人噴飯。

首先，魚類當然是隨著自然界的變化而變化和進化的。變化——污水橫溢、滿河魚兒翻白——的事經常發生，但魚的進化誰見過？已知中國1000余種淡水魚類的大多數在第三紀上新世都已出現，更新世數次冰期間分布區擴大并有新種分化，其歷時之漫長根本就非現代人的短暫歷史可以比擬。看不見魚類怎樣進化，就如同看不見猴子怎樣變成人一樣——莫非水大師是以上帝之眼俯瞰世界？認為發生一場地震并形成幾個堰塞湖就會導致魚類進化并被人們觀察到，與說把某人大冬天脫光了扔野地里而他在幾年內將會長出滿身御寒的猴毛一樣荒唐。水大師要不信，不妨親身體驗一下！

其次，九寨溝什么時候被您老兄搬到大渡河上游去了?南坪（九寨溝的舊名）北去大小金川匯合處（以下方稱大渡河）起碼700里，遠在嘉陵江的上游^[6]。水大師挾泰山以超北海、騰挪天地的本事真個了得！余生也晚，現在終于知道什么叫“信口開河”了！

其三，“岷江流域的大渡河”因地震“形成著名的九寨溝”發生在什么時候？地震之前那里有什么魚？“若干年”之后是什么魚類資源“大幅度增加”了？“若干年”又是多久？在下不相信水大師能回答這些問題。如若回答不了，那“當地的魚類資源……反而大幅度增加了”豈非胡說八道？

其四，所謂“魚類資源”是個籠統的說法，其中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的概念（明白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以后的討論還要用到）：一是種的數量或基因的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二是現存每種魚類的個體數目，三是存活魚類的總質量（生物量）。自1758年瑞典人林奈按近代魚類分類系統給中國魚類命名以來，經過數代魚類學家的努力，中國的淡水魚已有1065—1080種被定名，發現新種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西南巖溶地下河流尚有希望）。若水大師能在“岷江上游大渡河”的九寨溝發現新進化出的魚兒并親自命名，絕對有青史留名的機會（弄個院士干干亦有可能，如此將不負“水博”之偉名）。可惜的是，中國的魚類基因多樣性正在持續衰退中。絕滅的估計近20種，進入瀕危動物紅皮書的有92 種(包括24種重要經濟魚類^[7])；存活的每種魚類的個體數目正在減少是無疑的，基于技術原因卻難以弄清楚，但這無關宏旨；魚類的總生物量想必是增加了，因為中國是世界第一淡水養殖大國嘛！

另外，關于水庫造成“水溫、水流、底質等條件”的變化，對于魚類的影響雖然有可能是不利的，但也有可能是非常有利的。例如，我們國家普遍都認為水庫造成的水溫下降，不利于魚類的正常生長，因此，需要采取分層取水的措施提高水溫。但是，最近美國一些專家則介紹說，美國新建設的分層取水設施，主要是為了提取水庫底層的低溫水，以降低河道的水溫。由此可見，根據我們所考慮的魚的種類不同，我國專家和美國專家對水庫水溫的評價和所采取的措施則完全相反。顯然，造成水體溫度的變化，既有可能是有利的，也有可能是有害的。關于水流、底質條件的變化，也會對不同的魚類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有的可能是有利的，有的也可能是不利的。

這段平和的文字不似水大師的風格，可惜繞半天也沒把事兒說明白。“水溫、水流、底質”突然發生變化時對魚類當然是不利的（如同氣候、居住環境和飲食條件劇變對人的健康不利一樣），問題在于魚類有其天生的保守性和適應性，環境劇變發生時，要么絕種、要么適應、要么遷移他處。環境變化之后某些類群數量增多亦有可能，前提是基因還存在，或人工引入新的種類。丹江口和新安江大壩建成后，都出現某些類群的魚種群擴張的事例，但這依舊不能證明這樣的變化對江河中的魚類總體上有利。有猶太人從奧斯維辛逃出生天，您能說奧斯維辛有利于人類生存？扯什么淡啊！至于中國專家要提高水溫而美國人要降低水溫之說，則可能與兩國土生魚類不同的生態習性有關。美國人這么做是為了造成冷水急流以恢復冷水性鱒鮭魚類的產卵場（看過《動物世界》的都記得鮭魚產卵要有冷水、急流、礫石灘），此舉恰好證明了“水溫、水流、底質”對于魚類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不過話說回來，如無水壩，又何勞您分層取水？。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水溫、水流、底質”的變化之所以對魚類造成不利影響，是因為這種變化干擾了魚類群體的繁殖行為，對魚兒個體本世代的生存并無大礙。關于這一點后文還將提到。

即便某些不利的條件，通過努力也可以轉化成有利條件。例如，我國長江葛洲壩水電站建設的時候，阻擋了中華鱘的洄游，但由于我們采取了人工培育增殖放流等一系列措施，多年來中華鱘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的增加了。除此之外，中華鱘自己也在葛洲壩的下游建立了新的天然產卵場，形成了適應新環境的自然繁殖。這些事實已經說明，水壩建設對魚類的影響并不一定是負面的。因此，水壩水庫的建設決不是“破壞”而是“改變”了原有繁殖場的環境。并且，改變結果并不一定就是“造成了自然繁殖的困難”，也有可能使“創造了自然繁殖的新條件”。

很難想象一個聲稱“尊重科學”的人會說出這樣的胡話。

1981年葛洲壩截流之后，中華鱘洄游通道被截斷，上溯繁殖的親魚有的撞得頭破血流死于非命（僅1981—1985年就拾獲死魚146尾，年均30尾）；有的打道回府降河入海；有的選擇壩下消能池至廟嘴2公里江段（主要在南岸筆架山1公里江段）作為新的產卵場。由于產卵場狹小、天敵密集，加之孵化時間長（113——130小時），繁殖成功率很低（有報道說90%的魚卵被吞食）。盡管1983—1987年平均每年放流35萬尾魚苗（至2006年放流650萬尾），但二十多年后幼鱘補充群體較截流前減少達80%。建壩后出生個體回歸繁殖群體的比例只有此前的16.5%, 雌雄比失調且普遍高齡化，雄魚尤甚（類似人類的老齡化社會）。這證明中華鱘的天然群體正處于衰退中^[8]。“多年來中華鱘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的增加了”——純屬無稽之談！

事情還不止于此。昔日四川有漁諺云“千斤臘子萬斤象，黃排大得不像樣”。千斤臘子即中華鱘，萬斤象是白鱘，黃排是胭脂魚。

白鱘是國家一類保護動物，珍貴程度不亞于中華鱘，瀕危程度更甚于后者。白鱘的產卵場與中華鱘接近，在長江江安段和金沙江柏樹溪段。1980年葛洲壩截流后，白鱘洄游通道斷絕，迄今壩下未發現其產卵場和成熟個體，幼魚數量大為減少。中國水產科學院東海所15年來在長江口進行了多次資源調查，一無所獲。

胭脂魚是長江上游重要經濟魚類，歷史上曾占宜賓岷江—長江段魚獲的13%，其產卵場主要在金沙江下游、岷江犍為至宜賓段。自1980年后資源持續衰退，致危原因很多，大壩興建當是其一。1976年胭脂魚被移入西江流域，但至今未見繁殖群體。

由此可見，水大師所言建壩 “創造了自然繁殖的新條件” 還真不是件靠譜的事兒！

《法制日報》理由其二是“,攔江攔河大壩使洄游生殖的魚類不能到達產卵場所,或產卵后魚卵沒有足夠距離和時間孵化和完成早期的發育；”

這種說法并不全面。水壩組閣影響魚類的洄游是一種客觀現實。人類自從建造水電站開始，就注重在重要的河段修建過魚措施以便減小對洄游性魚類的影響。盡管，我們目前還不能完全解決洄游性魚類的阻隔問題，但是，也不能否認洄游性魚類對生境改變的具有的適應性。例如，我國葛洲壩建成之后，中華鱘就在長江下游建立了新的產卵場。這就是因為葛洲壩水電站的建立，改變了長江下游的水環境。經過水輪發電機的高速運轉，對長江下游的水體產生了摻汽的效果，讓長江下游的江水中的氧含量大幅度增加。加上三峽建成以后，加大了污治理的力度。光是三峽每天從長江打撈出來的垃圾就達2500噸。水質的改善和含氧量的增加，在長江的下游，創造了適應中華鱘自然繁殖的有利條件。以前中華鱘之所以非要到長江上游產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上游的水流湍急，水質條件較好，江水的含氧量也比較高。只要我們滿足了這些條件，就可以為某些洄游性魚類，創造出新的產卵場所。

以上是水大師的又一派胡言。

中華鱘在“長江下游”找到了新的產卵場，不是葛洲壩下環境更適宜，而是它們走投無路。至于結果怎樣，上面已經說了。

“人類自從建造水電站開始，就注重在重要的河段修建過魚措施以便減小對洄游性魚類的影響”確有其事（在美國可以隔玻璃墻看鮭魚翻壩），但遺憾的是這些“人類”似乎不在我東方上國。貪他人之功為己功，情何以堪嘛！

“水輪機”“摻汽”純屬扯淡。壩下水域（非“長江下游”）水中氧含量較高是進入消能池的高壓水流裹挾空氣的結果（非“汽”而是“氣”），無關水輪機的作用。但這種飛流激蕩形成的巨大水壓和噪聲是否令上溯到此的魚兒受用，還是件很難說的事兒。

人們在壩上每天撈出2500噸垃圾與魚兒是否在壩下產卵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且不說沒有水壩便根本不會出現垃圾壅塞水道的問題，水電當局予以打撈不過因為這些垃圾礙航、有礙觀瞻和可能損壞水輪機，與在水底產卵的魚何干？此外，垃圾可撈，“污染”可撈乎？。如果水壩消除污染、改善水質的邏輯成立（水大師另有文章提出水壩會形成所謂“倒逼機制”，將迫使上游加大污染治理），那么請問水大師：用縫屁眼兒的方式治腹瀉可不可以？

中華鱘是白堊紀的孑遺物種，其在金沙江宜賓至屏山江段產卵至少在第三紀漸新世就開始了。自那時起到六十年前，長江上游既無水壩又無污染，但魚兒為什么堅持要在那里而不是其他地方產卵，只有天知道。論水質，岷江好于金沙江，但中華鱘卻從不入岷江。中華鱘歷史上也進入西江，并以廣西紅水河、柳江、黔江三江交匯的石龍江段為產卵場 ，但從不入水質更佳的桂江，也不入廣東境內的東、北江。水大師所謂“上游的水流湍急，水質條件較好，江水的含氧量也比較高”顯然不成其為理由（最多也只是理由“之一”）。人非魚，安知魚兒是怎么選擇的？！更加無厘頭的是，欲論證葛洲壩條件好則強說金沙江環境佳——這好比你把人家轟出家門避居他鄉，反過來卻對人家大談其故鄉是多么的美好，其中的思維混亂不說，起碼也顯得不那么厚道。

另外關于“產卵后魚卵沒有足夠距離和時間孵化和完成早期的發育”的敘述，也是缺乏科學根據的。曾有文章說長江上的一些魚類，需要在江水中漂流4、500公里才能孵化成魚，然而，這個判斷的真實性如何，我們先不去說，我們先分析分析所謂需要漂流4、500公里的道理何在？文章解釋說，某些魚類產的卵，必須保持在水中漂流足夠的時間才能孵化，所以，需要有4、500公里的漂流距離。顯然，魚卵孵化的決定因素只是時間而與漂流的距離沒關系。假設現在的長江上游，由于水流湍急每秒鐘的流速是2、3米，所以，需要有4、500公里的漂流距離。然而，如果水庫建成之后，河道中的流速減慢為每秒鐘2、3厘米，那么魚卵的孵化距離，只需要4、5公里就足夠了。要知道，河道型的水庫幾乎從來都不會是靜止不動，因此，只要我們在某些魚類的產卵孵化期間內，適當的控制水庫的泄水速度，就完全可以解決這個“產卵后魚卵沒有足夠距離和時間孵化和完成早期的發育”的問題。

“另外關于‘產卵后魚卵沒有足夠距離和時間孵化和完成早期的發育’ 的敘述，也是缺乏科學根據的” ，“魚卵孵化的決定因素只是時間而與漂流的距離沒關系”——真高見也，您老人家當是在孵鴨蛋呀？！

大多數魚（約占中國120種重要淡水經濟魚類的2/3）要在流水中產卵，刺激產卵的因子是流速、水溫和渾濁度。卵產出后有的粘附在石礫上孵化，有的隨水漂流孵化。以長江四大家魚青、草、鰱、鳙中的鰱魚為例，它在江水流速0.8 米/秒—1.2 米/秒、水溫22⁰ C左右、水的透明度 10—15 厘米時產卵，漂流 33小時、約120公里后孵化（其它魚類更長些，鳙、青、鳡約40小時、144公里）。如果按水大師說的“河道中的流速減慢為每秒鐘2、3厘米，那么魚卵的孵化距離，只需要4、5公里就足夠”行不行呢？絕對不行。魚卵比水重，水的流速太慢將沉底，或窒息、或被天敵吃掉。這和飛機飛得太慢會失速墜毀，自行車走得太慢會傾倒是同樣道理。當然，對如此淺顯的常識問題，身為教授級高工的水大師是不屑于考究的。

當然，還有些魚兒是在靜水中產卵的，產出后附著在水草或石礫上孵化。呵呵，水草和石礫也算是底質吧？

至此，在下算是斗膽給水大師上了堂常識課：魚類產卵就TM的要水溫、水流、底質這么些條件！上帝把事情整復雜了，您有什么辦法？。

《法制日報》的理由是“其三,大壩的落成提升了水位、水流速度變緩,改變了河床的生態,影響了魚類的生存環境。”

這種說法更是片面的。水壩建成之后，水庫中的水流速將減慢，但是，水電站泄水的附近區域的水流速往往并不會減慢。因此，實際當中水電站建成之后，會減少激流性水生物的生存空間，增加緩流性水生物生存空間。所以，激流性水生物的數量可能會減少，而緩流性水生物的種群數量將會增加，但是，還絕不至于讓某種激流性水生物無法生存。因為，一座水庫建成之后，根本就無法完全讓河流中的激流生境完全消失，魚類總會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水域。特別是除了水庫的泄水區域附近之外，水庫肯定還有很多支流、小溪的流速，并不都會受到水庫蓄水的影響。此外，文章的作者還忽視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即：天然水庫的形成也擴大了水域面積，增加了水環境的容量，這無疑會給魚類創造更大的生存空間。因此，目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客觀的現實是，水庫建成建成之后，魚類資源的總量不僅不會下降，而且會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在水庫建成多年之后，總會形成大量適應新環境的魚類種群優勢。例如，我國新安江水庫建設的時間較早，目前已經有50年的歷史。對比水庫建設前后，新安江水庫水域的年漁獲總量，累計增長的幅度已經超過的300倍。因此，作者片面的強調說水庫建設之后“影響了魚類的生存環境”并得出結論認為“水庫導致漁業資源衰退”，完全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水庫之影響魚類生存，在壩上是急流轉靜水，在壩下通常是低溫、低氧水（如無壩頂溢流的話），其生態效應主要通過擾亂魚類的生殖行為而體現。壩上現生急流型魚類當然不會立馬死去，但在一兩個世代之內就將消亡（如果它們無處可去的話）。壩下情況可能更復雜些——2010年6月23日三峽放水，遠在三百公里之外的武漢江段水溫驟降至5⁰C。按時令武漢江段水溫應在20⁰C左右，水溫劇降對正處于生殖期的魚兒意味什么，人們應該想象得到。就整條河流而言，除上述因素外，水壩還影響上下游魚類基因交流，其不利影響可能要許多年才顯現出來。中國江河休漁成效遠不及海洋，根本原因就是淡水魚類繁殖條件惡化。魚兒都不正常繁殖了，光休漁能解決個屁的問題！

“水庫建成之后，魚類資源的總量不僅不會下降，而且會大幅度的增加”。這種情形即使出現，也只適合于魚類總生物量，而非“魚類資源的總量”。以新安江水庫為例，庫區現有魚類88 種，只占錢塘江全江202種魚的 44%，即使扣除入河口海魚56種，魚類多樣性也少了40 %；魚類總生物量因大量放流家魚魚種（以鰱、鳙為主）而比建庫前大，這并無疑義，但代價是其他經濟魚類大幅減少。此外，鰱、鳙在庫區不能自然增殖，其種群必須靠人工放流維持^[9]。

另外，這篇文章也存在著邏輯關系上的明顯矛盾。例如，文章認為，是我國的水壩建設導致了漁業資源的衰退。但是，如果我們橫向比較一下，就能發現這種結論存在著難以解釋的邏輯漏洞。

美國的水電開發程度是70%多，而我國只有25%。只不過由于我國境內存在有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所以，我們國家的水電裝機和發電量都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必須承認，我們國家對河流的開發利用程度卻比美國落后很多。從數量上看，雖然我國的水壩總數比美國略多一些，美國是八萬二千多座，我國是八萬五千座左右，但是，從水庫的總蓄水能力上來看，我們的卻比美國要小一倍多。也就是說我國建設的大壩普遍都小于美國，我國水庫的庫容量遠遠小于美國。然而，目前我們國家的漁業資源的現狀，卻根本無法和美國相比。這難道還不能說明，漁業資源衰退的結癥根本不是水壩、水庫建設嗎?

如前所述，中國水電開發程度只及美國1/3的觀點根本不值一駁。“必須承認,我們國家對河流的開發利用程度卻比美國落后很多”亦與事實不符，有妄自菲薄之嫌。試想，咱祖上有鄭國渠、靈渠、都江堰等偉大水利工程時，美國佬的祖先還在茹毛飲血；“開發利用”江河也未必只是筑壩發電，千百年來中華大地上因水而興的錦繡田園、如畫村鎮、勝火江花、唱晚漁舟、百姓安閑恬淡的小日子以及檣帆西去重慶、漕糧萬里進京難道就無價值——可以任由水大師數典忘宗、棄若敝履？換一個角度看，國人能把母親河吸干榨盡、涓滴不入黃海，美國佬幾時有如此壯舉？水大師為水壩張目可謂不遺余力，然心勞力拙，“邏輯漏洞”多多喲！

   “我國水庫的庫容量遠遠小于美國。然而，目前我們國家的漁業資源的現狀，卻根本無法和美國相比”。此說或讓某些以為“我天朝無所不有”的國人不服氣并覺得水大師政治上不正確，其實人家不過是對基本事實疏于考證嘛！ 美國佬的基礎工作很扎實，也未曾想與我東方上國一爭高下——美國共有淡水魚類966種，其中引入68種、滅絕17種、可疑及未定17種，實際認定的本土魚類只有864種^[10]，比中國少200余種。至于淡水魚產量，美國更不能望中國之項背（32.4 萬噸對2210萬噸，差兩個數量級）^[11]。究其原因，一是天佑中華，讓我們有那么多魚好養；二是中國草根小民勤勞使然。試圖用美國“漁業資源”好于中國來論證水壩建設無損于魚類資源，是個可笑的邏輯錯誤。這里順帶指出一點，盡管經常被人混用，“魚類資源”與“漁業資源”并非相同概念。前者是生物學概念，即所有魚類物種的集合；后者是產業概念，即有經濟價值并為人類所利用的魚類物種的集合。魚類資源包括漁業資源，反之則未必。概言之，水壩對“魚類資源”總體上不利，對“漁業資源”既有害也有利。但“漁業資源”的豐盈對彌補“魚類資源”的損害毫無意義，就如同豬的數量之于熊貓毫無意義一樣。您老人家總不能有豬肉吃就不保護熊貓了吧?!

   美國水庫容量大于中國或許是事實，但美國幅員與中國相近，承載的人口只及中國的22%，因此好建巨壩。而在中國，區區一個三峽就移民130多萬，若學著老美那么建壩，您打算讓多少百姓從故土上滾蛋？

縱向比較，文章的結論也有問題。例如，文章說“據調查監測,珠江流域主要經濟魚類的捕撈量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直呈現下降態勢,近年西江河段漁汛期間單船日平均捕撈鯪魚為4公斤、鯉魚為1.5公斤、草魚1.7公斤,不足九十年代的一半。名貴魚類、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稀少,如鰣魚、中華鱘等品種已多年無捕撈記錄,而據歷史記載,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江鰣魚年產高達40萬公斤。”

然而，當我們的作者把破壞漁業資源的罪名，強加給水壩的時候，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我國的大壩建設的高峰期主要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80年代我們國家首次注冊成為國際大壩委員會得成員國的時候，我國的大壩數量就是八萬多座。后來我國的大壩建設主要是向大型發展，數量上的增加已經很少。根據建壩的時間分析，為什么我們大規模的建設大壩的時候，我們魚類資源并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減少，而是到了九十年代起才開始大幅度減少呢？這是不是也說明，大壩建設可能根本不是漁業資源枯竭的主因，而是我們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所出現的機械化捕撈技術提高造成的過度捕撈和水環境污染，對魚類造成了威脅呢？前面所提到的美國大壩數量也非常多，而且水庫庫容還比我們大得多。但是漁業資源卻仍然非常豐富的現實，也證明了同一個結論。即：大壩和水庫決不應該是魚類資源衰退的主因，真正影響漁業資源的是過度捕撈和水質污染。

中國魚類資源正在急劇減少（著名魚類學家、華南師大陳湘粦教授說西江經濟魚類平均每年絕一種），但麻煩的是，物種的減少、消失、滅絕是多重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很難判斷到底是哪根稻草最終壓垮了駱駝。護魚與建壩所以爭訟不休，原因恐怕也在于此。《法制日報》文章認為是水壩建設、過度捕撈、水體污染、航道整治、大規模無序挖沙五大原因導致了珠江魚類資源衰退，水壩居于首位。由于水壩對不同的魚有不同的生態效應，這樣的排序未必合理，但其對河海洄游性魚類影響至巨卻是不爭的事實。上文提到中華鱘、白鱘因葛洲壩致衰的例子，命運相同的還有鰣魚和松江鱸。

錢塘江曾是中國鰣魚最重要的產地，桐廬縣排門山一帶是鰣魚的主要產卵場，東漢名士嚴子陵釣臺即在此（古有云“鰣之來，因供嚴子陵先生垂釣”）。鰣魚溯河曾遠達金華，昔有“金華橋下觀鰣，目為風雅之舉”的說法（如今徒留“金華橋下觀垃圾，實為無奈之舉”的嘆息）。明代于慎行“賜鮮鰣魚”對錢塘江鰣上貢入京有記述：“六月鰣魚帶雪寒，三千江路到長安……白天風塵馳驛路，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筋金盤取望傳”。歷史上錢塘江鰣的最高產量曾達175噸，富春江建壩后持續減產，至1981年僅463公斤，如今近于絕產。

長江鰣魚產卵場在支流贛江新淦至吉安江段，萬安大壩建成后，長江鰣魚產量已從最高1669噸次第降到1986年的12噸，近年已無漁訊。

西江鰣魚產卵場在廣西桂平銅鼓灘以下潯江江段，上世紀50年代桂平東塔一地產鰣達550噸。1960年珠江口白籐攔海大壩建成后產量急降，至上世紀末僅產數十公斤。2004年梧州長洲水利樞紐圍堰合龍后，潯江鰣魚絕產。

號稱中國四大名魚之一的淞江鱸目前已極度瀕危，通海河流上的水工建筑是其致危的主要因素。此物自古名揚天下，先有西晉張翰因思念故鄉鱸魚、莼菜而辭官東歸（成語“莼鱸之思”源于此典故），后有辛幼安以“秋晚莼鱸江上，夜深兒女燈前”、“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借物詠志。鰣魚和松江鱸之于中國人的意義，遠非一盤下酒菜那么簡單。倘鰣、鱸不再，后人還能從南朝、宋代典籍中讀出祖先的人生況味么？讓這些魚兒滅絕在我們這代人手里，是不是該有點文化上的負疚感呢？

還有更極端的例子。早在1958年，山東利津縣在黃河筑壩（打魚張工程），次年興盛數百年的東平湖鱭魚捕撈業遂成泡影[^12]；廣西郁江西津電站建成后，郁江野生魚苗產量10年劇降90%，馳名中外、遠銷東南亞的野生魚苗裝撈漁業化為烏有；廣西恭城河虎豹電站大壩截流當年，正值產卵期的數萬公斤銀飄魚跳壩死亡，從此錦鱗盈江的盛景不在，銀飄魚捕撈業一蹶不振^[13]。

何以如此？現在可以拿魚類進化說事兒了——中國的魚與中國的江河共存了兩千多萬年，從沒見過水壩這玩意兒——您短短幾十年內弄出這么多壩來，老子想進化也來不及啊！幾十上百萬年后能否適應水壩并進化出新種呢？理論上有可能，前提是中國的魚不要在我們這幾代人手里死絕。

討論至此，不妨歸納一下水壩對魚類的影響：

   一、水壩對河海洄游魚類的影響是致命的，中華鱘、白鱘、鰣、鱭類、鰻類、松江鱸的衰敗已成定局，可預見的將來這一趨勢仍將持續。

二、水壩對急流性魚類、流水中產卵魚類、產漂流性卵魚類有嚴重影響，其嚴重程度與壩高成正比。如果在落差大的河流上建梯級高壩，最終結果也將是致命的^[14]。

三、水壩對靜水中產卵魚類也有不利影響，原因是水域中水生高等植物和底棲動物群落衰敗導致的魚卵附著物減少、餌料匱乏。對前者可通過人為措施加以改善，對后者則無有效辦法補救，水體生產力將因此而降低。

四、水壩以上形成的廣闊回水區對適合靜水和敞水面的某些濾食性魚類如鰱、鳙等有利，但前提是人類必須向這些水域實施大規模的放流（新安江就是這么做的）；對鳡、鮊類等掠食性魚類也有利，前提一是放流，二是水域中須有足夠的餌料魚種。此舉若在西南諸河如金沙江上游、瀾滄江、怒江和雅魯藏布江實施，可能導致嚴重的生態問題，亦即原生土著魚類的消亡。

五、除開第一種情形外，水壩建設如規劃得宜（限制高度、密度，興建過魚設施等），甚至可以保護魚類資源、促進漁業發展，原因在于水庫有較大的生態穩定性、并可形成良好的越冬場。遺憾的是，這種魚、壩雙贏的可能性在中國已不復存在。

至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江河已大壩林立而九十年代才出現魚類資源大幅衰減，原因無非三個：一是大壩的生態效應通過干擾魚類的繁殖行為而體現，因此有滯后現象；二是伴隨經濟起飛而來的水污染；三是酷捕濫魚。水大師強調第二、三點而回避第一點，用意昭然。其實，水污染和濫漁都可能是水壩引發的次生問題：流水不腐，水壩降低河水流速、削弱水體自凈能力而使污染累積；濫漁者何人？大多是水淹家園、苦于生計的草根小民。

對于中國因壩損魚的現實，水大師不以為然，甚至還聲稱美國佬壩多魚更多。但上文說過，美國的魚類資源不若中國遠矣。可以肯定，沒那么些水壩他們的魚類資源只會更豐富，若干年后好于中國也可預期。原因是，人家知錯就改，為建壩規定了極其嚴格的批準程序（2002年美國只有2座60米以上在建高壩，中國是88座），甚至已經開始拆壩了。曾有報道，美國某州議會否定過一項建壩議案，以保護某種毫無經濟價值的米諾小魚免于絕種；今年元月初，上海數字電視《全紀實》播出過美國俄勒岡州在一條河上拆除發電廠水壩以恢復鮭魚產卵場的紀錄片，令人印象深刻。據說，1999—2003年，美國已拆壩500多座。

最令人難以理解的，文章作者繼續宣傳一些污蔑水電開發的陳詞濫調。文章說“近年一些民間環保組織和專家學者一直試圖阻止“跑馬圈水”、無序開發水電資源的行為，呼吁水電工程建設要聽取水生生物專家和漁業管理部門的意見。”

事實是，近年來正是由于國內外偽環保組織的造謠污蔑我國的水電開發，已經嚴重的誤導社會。而實際上，所謂“跑馬圈水”和“無序開發水電”的結果，竟然是我國十一五規劃中的水電項目，三分之二都沒能完成。以至于我們國家不得不多燃燒數億噸的煤炭以彌補水電被擱置、叫停的能源損失，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問題。我們之所以稱這些造謠者是偽環保，就是因為他們打著環保的旗號的造謠誣蔑，已經構成了對全球生態環境的最大破壞。然而，在這些慘痛的事實面前，居然還有人公開贊揚偽環保的造謠欺騙行為？

況且，我國的水電建設都有嚴格的環評要求，任何工程從來也不能忽視“水生生物專家和漁業管理部門的意見”。目前，在小南海的建設問題上，倒是一些糊涂的記者和別有用心的偽環保組織非常不滿意“水生生物專家和漁業管理部門的意見”，為了達到煽動公眾反水電目的，他們還要繼續不斷地編造各種污蔑水壩和水電建設的謠言。希望，我們有社會責任感的記者不要再繼續宣揚那些違背科學的反壩謠言，用科學的態度和記者良知保護好我們環境，保護好我們的地球。

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徹頭徹尾的 “反壩人士”，也不存在所謂“極端環保人士”和“偽環保組織”。人說無大愛者不足以做環保，依據從馬克思那里學來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在下認為那些對水壩提出異議的人動機相對高尚——你魚都絕了種又干卿底事？反觀水大師，贊建壩如口吐蓮花，咒反壩則如潑婦罵街——“造謠污蔑”、“造謠欺騙”、“煽動公眾”、“編造謠言”、“打著環保的旗號的造謠誣蔑”“陳詞濫調”和“別有用心”等等不一而足——令人有時空顛倒之感，莫非文化大革命又來了？不過有那么一批人懷著點鄉愁、家國情懷和對天地萬物的惻隱之心，在一個憲法規定有言論自由的國度就水壩建設發聲，水大師輒報之以政治謾罵——其言可惡，其狀可鄙，其用心又何其毒也！至于因為這些人的所謂“反壩宣傳”導致“十一五規劃”中的水電項目三分之二沒完成云云，實在是抬舉——他們有那么大本事嗎？如果他們的聲音能被決策部門聽取并“反對有效”，難道不是民主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

詭異的是，以水大師之淵博，他肯定知道中國單位產值能耗是美國的2.5倍,學老美提高能效就不要那么多水壩，但他不告訴我們；他知道，美國的人口密度不及中國的23 %，無需因建壩使近4000萬人背井離鄉，但他不予理會；他知道，因水壩損害中國的生物多樣性和升斗小民世代居住的家園，無異于窮人給闊佬埋單，但他仍把“保護好我們的地球”的調門高唱入云；他知道，中國對電力的需求有可能用其它發電方式滿足（減排亦復如此），但他堅稱水電是唯一解決之道；他知道，西南廉價水電并非都被用來滿足民生對電力的剛性需求，而被大量用到了高能耗的產業上，在“構成了對…生態環境的最大破壞”的同時，令某些人群腰包大為充盈，但他緘口不言；他知道，后人比今人聰明，會想出更多更好發電、用電和節電的辦法，沒必要這代人把所有事兒都做絕、使中國的江河愁腸寸斷，但他卻急不可耐。這是為什么呢？馬大胡子早說過了。

有一點水大師可能不知道，那就是“保護好我們的地球”的重任并非水電部門可以獨自承擔。比如，中國尚有近5000萬公頃未造林地，3750億元人民幣就能綠化起來，五至八年后每年至少吸收12億噸二氧化碳，形成12.4萬億兆焦（約1.31萬億千瓦時，相當13座三峽電站的年發電量）^[15]、[16]的能量儲備，并解決2500萬人的就業問題。就此若能借重水大師的如簧巧舌、如椽大筆加以鼓吹并付諸實施的話，不啻天大的好事。

在中國所有生態系統中，最危險的是淡水生態系統，其中又以江河生態系統為甚。所以如此，當與江河生態系統看似矛盾的三大特點有關：一是開放性，江河因有較大的水陸連接界且處于低位而易受干擾；二是封閉性，水體生態被破壞時，水生生物無處可逃；三是水生生物的不可及性，出于技術上的原因人們不易察覺水生生態系統的變化，等到發現問題時卻為時已晚（白暨豚的滅絕殷鑒不遠）。既然掌控（非破壞）生態系統尚為人力所不及，那人類能做的不過是順應天道，盡量少干擾生態系統的自在狀態，慎建壩、少建壩。鑒于大壩早已遍布國中且水污染未得到有效控制的現實，建立淡水魚類生態保護區和種質資源庫乃當務之急。把物種保住，或能拯救危機于萬一。

在此申明一點，在下非但不一味反壩，還對中國水電人為發展水電事業所作的非凡努力與巨大成就心存敬佩。但鑒于中國魚類資源所面臨的巨大危機，在下以為救魚是更為緊迫的事——歷史留給它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水壩可建可拆，然而中國的特有魚類一旦失去，不可復得。為了讓那些美麗生靈能在中國的江河中生存下去，水博們能不能手下留情呢？

        2. 全國水電宣傳工作會議資料 2010年8月22日

        3.《決勝生物質》石元春院士 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 2011年2月 P55.

        4. 同上書 P55.

        5. 同上書 P246.

6.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

        7.《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魚類》樂佩琦 陳宜瑜 科學出版社 1998年

8.《長江口魚類》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6年

        9.《錢塘江魚類資源》上海水產大學 1990年

       10. http://fish mongabay.com/biotope-countries.htm.

       13. 《大壩與救魚的論爭—論水利樞紐工程對漁業生態環境的影響》周解、何安尤等 《廣西水產科技》2004年第02 期

                                     2011年3月于北京和平里

參考文章：珠江流域建1.4萬座水庫 導致漁業資源衰退

法制日報

12月6日報道 明年起,我國將在南方最大河流,也是全國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實施禁漁期制度。農業部漁業局近日在廣東珠海召開會議,對制度的實施予以部署。

珠江素有“我國南方天然水生生物資源基因庫”之稱,該流域禁漁期制度的實施,背后自然有漁業資源衰退的壞消息。據有關方面調查,近30年來,由于江河污染、過度捕撈,尤其是沿江攔河水電工程的興起,對漁業資源和生態環境產生了巨大負面的影響。江河捕撈的經濟魚類產量逐年下降,捕撈種類減少,漁獲物中魚類呈低齡化和小型化。一些高價值的洄游性魚類越來越少,有的甚至已瀕臨滅絕。

專家分析認為,水壩建設、過度捕撈、水體污染、航道整治、大規模無序挖沙等幾大原因導致了珠江漁業資源的衰退。

僅以水壩建設為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珠江全流域內已建有水庫工程14000多座。重要的水庫工程有東江水系的新豐江、白盆珠、楓樹壩,北江水系的飛來峽、南水,西江水系的龍灘、天生橋、巖灘長洲等水利水電工程,水電總裝機容量達2000萬千瓦。這些水電水利工程在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發揮作用的同時,對漁業資源和環境產生了深遠、嚴重的影響:

其一,魚類產卵繁殖需要特定環境,如水溫、水流、底質等條件,在攔河大壩建設后,破壞了原有繁殖場的環境,造成自然繁殖的困難；

其二,攔江攔河大壩使洄游生殖的魚類不能到達產卵場所,或產卵后魚卵沒有足夠距離和時間孵化和完成早期的發育；

其三,大壩的落成提升了水位、水流速度變緩,改變了河床的生態,影響了魚類的生存環境。

珠江流域面積45萬多平方公里,跨越中越兩國,在我國境內流經滇、黔、桂、粵、湘、贛六省(區),水系主要由西江、北江、東江及珠江三角洲諸河段組成。支流眾多、水系發達的珠江,具有流域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生態多樣性等特點。據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珠江水產研究所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調查,珠江水系記錄魚類有385種,主要經濟魚類有53種；名貴魚類有鰣魚、卷口魚、斑鳠等23種；有中華白海豚、中華鱘、黿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大頭鯉、金線鲃、花鰻鱺、唐魚等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十幾種,還有珍稀魚類及水生動物淡水赤魟、佛耳麗蚌等。

但近年調查顯示,洄游性、半洄游性魚類在珠江流域逐年減少,有些品種瀕臨滅絕。如在西江肇慶段還能見到七絲鱭、花鰻鱺、白肌銀魚等5種洄游性魚類和花鰶、三線舌鰨、鮻、花鱸等共8種河口魚類,但在梧州江段由于長洲水壩阻隔,其上游已難覓這些魚類的蹤影。在北江支流的連江,由于11級梯級水壩阻隔,中上游江段洄游性和半洄游魚類基本消失,產漂浮性卵的種類資源大幅下降,有些種類僅依賴人工增殖放流才能維持種群。

據調查監測,珠江流域主要經濟魚類的捕撈量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直呈現下降態勢,近年西江河段漁汛期間單船日平均捕撈鯪魚為4公斤、鯉魚為1.5公斤、草魚1.7公斤,不足九十年代的一半。名貴魚類、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稀少,如鰣魚、中華鱘等品種已多年無捕撈記錄,而據歷史記載,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江鰣魚年產高達40萬公斤。

近年一些民間環保組織和專家學者一直試圖阻止“跑馬圈水”、無序開發水電資源的行為,呼吁水電工程建設要聽取水生生物專家和漁業管理部門的意見。換句話說,其中要有“魚之聲”。但現實不容樂觀,“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水電開發一再讓路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見2009年7月9日本報《小南海,長江上游珍稀魚類的絕地?》)。今年初記者和農業部漁業局一位官員談及此事時,這位官員表示,國家級保護區要調整,我們想擋是擋不住的。據其介紹,農業部也正在通過設立水生生物自然保護區,水產種質資源保護區等,對區域內水域和水生生物進行嚴格保護。對水生生物傷害較大的工程建設,也在和有關部門配合,對其進行環評,采取補償補救措施。

但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工業帶來較高GDP之地,漁業部門位置較弱,常常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壓力,在一些涉及破壞或改變水域環境的水電、工業、民用等大型涉漁工程建設項目的環境評估中,很難聽見他們的聲音。

對此有關專家提出較具體的建議:作為珠江流域漁業管理協調機構的珠江流域漁業管理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做地方漁業部門難做、不便做的工作。水利電力工程項目的環境評估和補償正屬此類。“珠漁委應盡快選擇合適切入點,介入水利電力工程的環境評估”。

專家還呼吁各級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積極行動,開展調查研究,與水利、電力和環保部門加強溝通,并根據漁業法、《中國水生生物養護行動綱要》精神進行交涉,防止重復過去“先建設后研討”、“先破壞后治理”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