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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7日, 《南方周末》刊載了華中科技大學教授章冬琴的文章《水葫蘆VS水污染：以毒攻毒還是以毒易毒？》（以下簡稱“章文”）。“章文”的主要觀點是：1、水葫蘆是一種毒草；2、水葫蘆正在中國發動一場全面的生態入侵；3、以水葫蘆治理水污染非但不能奏效，反可能加劇污染。以該文為濫觴，一時間坊間及各種媒體關于水葫蘆四處蔓延、危害生態、破壞環境的鼓噪甚囂塵上。而且，發此聳人聽聞之言的多是雖身處江湖卻擁有話語權的專家學者，以其言之鑿鑿足以蒙蔽高居廟堂的政府官員，誤導廣大民眾,貽誤水污染治理的時機。鑒于有關的歧見是如此嚴重，因而有必要對“章文”展開討論。

一．水葫蘆是毒草嗎？

按《現代漢語詞典》對“毒”字的解釋，“毒”是“對生物體有危害的物質，或有這種性質的東西”。那么“毒草”顧名思義就是自身含毒，對其它生物體具毒害作用的草。自然界中毒草有的是，如巴豆、馬錢子、毒芹等等，毒性可致人命；另一種廣為人知的外來植物紫莖澤蘭也是毒草，常導致食草動物呼吸道發炎。事實上，即便按照最嚴格的生物化學和毒理學標準，水葫蘆也是一種無毒的植物，其植株全體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含毒，因此可作人類食品和動物飼料（就此而言，它比高粱、馬鈴薯都安全）。對這一點，章教授想來也清楚。她之所以謂之為“毒草”，當有別意——水葫蘆侵占了其它生物的生存空間。

二．水葫蘆的“入侵”何以發生？

水葫蘆原產南美，是人類的努力使之得以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你把它請進門了，又說它“入侵”，于理不通（說“擴散”可能更恰當，但為行文方便仍用“入侵”一詞）。至于水葫蘆在來到中國之后為什么又“入侵”其它地方并泛濫成災，才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答案其實很簡單:人為引入和水污染。

水葫蘆何時進入中國大陸，確切年代無從考證。初期作為觀賞花卉有零星培養，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作為畜禽飼料推廣，才在江南、華南地區廣泛存在。起初放養在封閉水域如塘堰內，偶有逸出或被丟棄而進入開放水域，然后隨水、隨風流散，漸漸遍及廣大地區。一般說來，不借助人類的活動，水葫蘆無從進入任一封閉水域，更不能跨流域；在流域內擴散時，通常是從上游到下游、支流到干流、江河到湖泊。在江南水網地帶如蘇南和杭嘉湖平原、洞庭湖區等，因地勢低平、港汊密布、交通便捷，船只往來對其擴散也起了推動作用。水葫蘆局部的爆發性增長早有所聞，1974年中國科學院編撰的《中國高等植物圖鑒》“鳳眼蓮”（水葫蘆之正名，拉丁名 Eichhornia crassipes）詞條下就有如此描述：“本種繁殖迅速，有時堆塞水道，成為害草”。事發地不明，可能是昔日經濟最發達的蘇杭一帶。至于其在南方大規模擴散并成災，只是最近十幾年的事。

水葫蘆在原產地和生態良好的遷入地極少泛濫成災。在巴西等地，由于環境良好，加之天敵(一般這么認為，實際情況更復雜且微妙)的控制，在亞馬遜河洪泛時期水葫蘆落群擴張，水落后立刻回復正常，在綠林碧水間漂浮，安靜得宛如熟睡的嬰兒；在中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即使在水葫蘆被人為大規模推廣時，因當時水環境良好，鮮有泛濫成災的事情發生。

水葫蘆只有在水污染嚴重的地區才有泛濫成災的可能，“章文”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有下劃線處引自“章文”，下同)：“事實上，水葫蘆的擴張，是與水污染的擴張緊密相伴的”。“章文”提到的宜昌黃柏河、四川南充滑灘河、重慶花溪河、上海金山諸河及松江、安徽安慶蓮湖、湖南長沙撈刀河與瀏陽河、云南滇池，地處亞熱帶，無一都是污染嚴重的水體。其余章教授未提及的水葫蘆泛濫成災的水域如浙江寧波姚江、奉化江、涌江，溫州城郊諸河，福建漳州龍海縣九湖鄉，云南昆明大觀河等，莫不如此。

“章文”提到的四川嘉陵江青居電站壩上水域和浙江富春江干流不具備水葫蘆泛濫的條件，當地的水葫蘆是上游支流中漂來的；廣西桂林漓江更不具備條件，虞山橋至象鼻山一帶水域的水葫蘆是由臭水河小東江漂流來的。湖南平江城郊汨羅江畔曾有船家在碧水上放養了一小片水葫蘆以為景致和菜園，歷十年而面積依然--蔥綠色的葉片襯以藍色花朵，常有蜻蜓翔于其上、魚兒游弋其間，引得路人駐足觀看。

影響水葫蘆生長最重要的環境因子是溫度。作為起源熱帶的植物，其生長適溫為25-35攝氏度，自然分布北限大致相當于北亞熱帶與南溫帶分界線即攝氏0度以上積溫6100度（年平均12度、冬季旬平均零下6度以及極端最低溫零下12度）等溫線，地理分界大致在秦嶺-淮河一線。此線以南，遇極端天氣水葫蘆仍將凍死，導致群落大幅度衰敗甚至死絕；此線以北，水葫蘆無法自然越冬。徐汝梅、葉萬輝《生物入侵—理論與實踐》一書稱水葫蘆已分布至遼寧營口、錦州一帶，又說“50C以下需保護越冬”，自相矛盾，不足為信。

總之，水葫蘆在中國的“入侵”與人為引入、水體污染、溫度適宜三個因素相關。大尺度空間的擴張受制于溫度，因此不能北跨秦淮；適生區內的“入侵”則取決于人類的活動與水污染。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水葫蘆的泛濫并不像以石投水般形成漣漪漸次擴散，而是如雨打水面，在所有點上同時“爆發”。所以如此，一是人類活動已助其足跡遍及各地；二是環境惡化、水體污染。指出這一點，對展開后續討論是有幫助的。

三．如何看待水葫蘆的“入侵”？

章教授為了渲染所謂水葫蘆“入侵”的嚴重性而一反學者應有之嚴謹，在其文章內使用了大量炫人耳目、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詞匯，如“不折不扣的生態入侵戰”、“席卷中國南方水系”、“自上游來襲”、“瘋狂入侵”、“肆虐中國南方”、“迅速北上西進”和“戰爭仍在繼續”等等，似乎真有一支武裝到牙齒、能征善戰的軍隊正在中國領土上四處討伐、攻城略地。事實上，不過是一群溫良水草伴隨人類制造的污染、逐肥水棲居而已。不僅如此，“章文”為文草率、思維混亂、邏輯顛倒、概念混淆、言不及義，充斥大量似是而非的觀點。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且看“章文”以下高論：

（一）.“水葫蘆的入侵會給水生生態系統造成全方位的、立體式的破壞”。這話存在倒果為因的邏輯錯誤。其實在水葫蘆“入侵”之前，水污染造成的生態破壞就已經嚴重了，否則水葫蘆根本不可能成功入侵（只在某種臨界狀態下，引入水葫蘆并放任不管，會加速“破壞”的進程）。“章文”也有如此表述：“（北京師范大學）張大勇教授強調，水葫蘆入侵問題的根源是水污染問題。在水質清澈、原生生態保持完整的環境之中，水葫蘆很難成功入侵。”難道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二）.“（水葫蘆）阻擋陽光進入水體，大量消耗水中氧氣，致使水下光照和氧氣缺乏；而在水面之下，死亡后富集污染物的腐爛植株沉入水底時，同時將大量污染物帶入水底，使得底生生態系統遭受滅頂之災。”本來,富營養化水體的重要特征就是僅表層水溶解氧處于飽和狀態，往下快速遞減，透明度降低，并伴有大量的無機、有機毒物。在重富營養化的水體中，由于光照和溶氧不足、有毒物質含量過高等因素使沉水植物及喜氧底棲動物難以生存，或干脆死絕。水葫蘆恰恰相反，喜歡在這樣的水域生活。事實是水污染使底生生態系統“遭受滅頂之災”在先，水葫蘆蔓延在后。“章文”再度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

（三）.“各地的實踐證明，在一個水葫蘆瘋長的開放水面，將所有的植物體清除并作無害處理，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根本就是個偽問題：首先，在開放水面有必要將“所有的植物體”清除掉嗎？其次，“無害處理”何難之有，水葫蘆離水即死，死了化水，又不會飛到天上去。再者,試圖完成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豈不是自找麻煩？

（四）.“如果想要徹底解決水葫蘆入侵問題，即便是物理化學方法再結合以生物天敵控制，也很難做到根除水葫蘆。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是否能夠控制住嚴峻的水污染現狀。”這段表述詰屈聱牙、文理不通，卻又道出個偽問題，理由如前所述——沒有了水污染，哪來的“水葫蘆入侵問題”需要“徹底解決”?

（五）.“非洲學者Ogutu-Ohwayo等人的一項被多次引用的計算顯示，只要條件允許，1棵水葫蘆一年之內可以產生1.4億棵分株、可以鋪滿140公頃的水面，鮮重可達28000噸”。請注意，這是“計算”出的結果，從未得到證實，也無需證實。道理很簡單，自然界里“條件”何曾“允許”過？限制因素多得很呢！以老鼠的繁殖率來計算，地球早該被鼠輩們占據，人類該搬到月亮上去住了，但這種事永遠不可能發生。有人研究過水葫蘆在尼羅河流域的擴散機制，發現其生長速率和數量只在早期起作用，并只限定在較小的尺度上，風向、水的流速、航船頻次影響更大。在中國，人類才是水葫蘆泛濫的始作俑者，如無人的幫助，水葫蘆本事再大也演繹不了“北上西進”的神話。

（六）.“水葫蘆一旦爆發，會形成單一物種的植物群落；甚至在一些情況下由于克隆繁殖，很多植株的DNA都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體積相當巨大的一大片植株在生物學上只屬于同一個體”。此話有點不知所云,看似出自生物學外行之口。其實在任何情況下，只要克隆繁殖，全部植株的DNA都是相同的；但遺傳因子相同的“一大片植株”仍屬不同個體——誰敢說同卵雙胞胎“屬于同一個體”？“章文”此說大概是想描述水葫蘆克隆繁殖的恐怖性，其實這在植物里很普遍，也并不比其它害草如紫莖澤蘭的有性繁殖更可怕。從遺傳學角度講，水葫蘆行克隆繁殖對自身既有利，又因遺傳多樣性降低（難以產生帶抗性個體）而蘊藏風險——水葫蘆在原產地有400多種天敵，還有兩種非它不吃的專性昆蟲，導致本該有的蓬勃生機“蓬勃”不起來，克隆繁殖成了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何恐怖之有？在中國，既無天敵相擾，更拜國人所賜之大量污水刺激其克隆，水葫蘆們不轟轟烈烈地“爆發”一下豈不太虧了？

（七）.“在這種情況（指水葫蘆的克隆繁殖——引者注）之下，本地鄉土水生植物盡遭排擠。媒體報道中一個經常被提及的著名案例是滇池，這個面積約300平方公里的高山湖泊在引入水葫蘆治污之后，本地的水生高等植物僅余三種”。這純屬無稽之談。其一，在引入水葫蘆之前,滇池的鄉土水生植物已開始衰亡。構成昔日滇池美景之一、曾為昆明人盤中珍饈的著名水草海菜花，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已死光光了。其二，以滇池300多平方公里的幅員，水葫蘆所據不過區區10余平方公里，蓋度不到湖面的3%,怎么會使“本地水生植物盡遭排擠”？莫非水葫蘆如金庸筆下的歐陽鋒一般心性邪惡、四處尋釁、武功蓋世、握有必殺技？顯然，滇池鄉土水生植物的衰亡與水葫蘆的引入及其繁殖方式毫無關系，真正的罪魁禍首還是水污染（也有人認為是草魚的引進導致滇池本土水生植物消亡,以草魚之活躍與饕餮成性，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八).“機械打撈看似簡單快捷，卻被公認是最為昂貴的治理方法。在上海，每打撈一噸水葫蘆的成本約100元人民幣。這里還沒有計入裝運費和填埋費”。此論差矣。打撈成本與技術有關，先進技術可使成本大幅降低，因此“最為昂貴”一說難以成立。退一步講，如若機械打撈“最為昂貴”，且看還有什么廉價有效的方法：引入天敵——即便奏效也緩不濟急，曠日持久費用亦未必低廉；用除草劑——死草不撈爛在水里豈不應驗了“將大量污染物帶入水底，使得底生生態系統遭受滅頂之災”的預言？若打撈死草，那使用除草劑豈非多此一舉？兩項費用相加，豈不更“昂貴”（其實，“昂貴”與否不是問題的關鍵，后文將對此加以討論）？

（九）.“而最為重要的是，機械打撈的速度根本趕不上水葫蘆生長的速度”。如此危言聳聽，簡直把水葫蘆比作了孫猴子，也太長水草志氣而滅我等威風了。以人類技藝之高超，連深海大洋中的魚兒都因過量捕撈而面臨絕種的危機，其無奈呆浮水面的水葫蘆何？

（十）.“水污染是助長水葫蘆的基礎，而水葫蘆一旦失控又加重了水污染。”按小學生都知道的物理學常識，物質既不能創生，也不能湮滅，唯有存在形式會發生變化。水葫蘆是浮水植物，只從水里汲取營養，死后析出元素回歸水體，物歸原主而已，談不上加重污染。當然，由于溶液具有從高濃度向低濃度擴散的特性,水葫蘆的存在可能導致底泥向水體釋放營養元素,但其量甚微,較之外源污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如果說水葫蘆枯死后會增加水體的BOD,那任何水生植物都有這個毛病。挺水植物的營養基本來自底泥,死后既增加水體的BOD，又增加營養元素，能比水葫蘆好到哪里去？

（十一）.“北京本地擁有蘆葦、菖蒲等大量可以凈化水質的本地鄉土植物，而這些本地物種在恢復本地生態系統的生態功能及日常管理上也更為可行”。蘆葦、菖蒲之類挺水植物植根于底泥、不適于深水、采收費力，并不適合作為凈化水質的植物，只是良好生態的標志物而非生態功能恢復者。否則，北京水務部門也不會舍近求遠引入什么水葫蘆。至于本地物種“日常管理上也更為可行”一說，語焉不詳，誰知道她在說什么！

四．水葫蘆治理水污染是“以毒攻毒”或“以毒易毒”嗎?

關于“水葫蘆VS水污染”，“章文”的基本結論是“用水葫蘆治理，是以毒易毒，結果是二毒相倚”，但事實并非如此。

如前所述，水葫蘆非毒草，“以毒攻毒”的說法不成立。退一步說，即使引入水葫蘆治污有一定風險，如舍此別無他法，這唯一的辦法就是良法（僅在這個意義上，水葫蘆治污庶幾可稱為“以毒攻毒”）。就好比人得了癌癥（謂之“毒”），你要不想等死，就得冒點風險、忍受痛苦去做放療化療（以“毒”攻毒）。水污染的治理亦復如此——若不想湖水一臭到底，水葫蘆就是恰當選擇。誰要不信，不妨請他另支高招。“以毒易毒，二毒相倚”更是站不住腳——從邏輯上說，“易”（易者，交換、變更也）過之后只剩一毒，哪來的“二毒相倚”？從技術上說，水葫蘆能有效去除污水中氮、磷等營養元素和苯、酚等有機毒素，降低BOD，吸收和富集重金屬，其效率高于已知其他任何水生植物；通過光照和營養的競爭，水葫蘆還能抑制藍藻的滋生，大大降低其豐度。這分明是一劑“解毒”良藥。而且，越是大的污染水體（如太湖與滇池等），這劑良藥越有用武之地。

論及此，有必要談談去年的無錫水危機。關于這場危機的起因，最常被人提起的是太湖“藍藻爆發說”，其實這種說法本末倒置，根本經不起推敲。

太湖面積2425平方公里，水量44.3億立方米，含總氮1307萬噸、氨氮208 萬噸、總磷35.44 萬噸。這就是藍藻爆發的雄厚物質基礎——一大鍋醬湯放在那里，藍藻們想不“爆發”都說不過去。湖水污染是因，藍藻爆發是果，藍藻死亡腐敗后水發臭，是后果之果。一澡盆水臟了，你要么注入清水加以稀釋，要么倒掉另換新水。但對太湖這么大的水體，這兩種辦法都難以奏效。因此太湖藍藻的治理，首要為截斷污染源（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其次是把水中的污染物分離出去。現有治理水體污染的方法多種多樣,技術上無不可行，經濟上卻大多不劃算。據媒體報道，無錫曾向湖中投放了50萬尾所謂“食藻”魚類。此舉效果令人懷疑。據說當有人建議“放魚吃藻”時，時任副省長的仇和先生反問：“難道魚糞能排到長江里去”？魚糞當然排不進長江,魚兒倒是可以離開太湖,只要你有本事去捕獲它們。但即便如此，50萬尾魚又能吸收多少營養物？另據新華網6月5日報道，今年以來無錫動用了400多條船、1000余人，奮戰五個多月撈起5萬多噸藍藻——九牛一毛而已。無錫市向藍藻宣戰的努力值得稱許，但這種堂.吉訶德式的做法，費效根本不成比例。

2007年7月，武漢鐵路局陳先祥先生曾致函無錫市長，提出了以太湖十分之一水面放養水葫蘆，再加以打撈、處理的治污新方法。

章教授顯然不會贊成這種做法。“(水葫蘆)幾乎是一個完美的水質凈化者,除了一個缺點:它只負責將污染物收集起來,但是并不負責將所有污染物降解掉。毒素依然存在，只不過轉移了地點”。此說之荒唐，無異于宣稱清潔工的工作毫無意義——因為“垃圾依然存在，只不過轉移了地點”！但誰能想象這世界上沒有垃圾清運工而只有填埋場？此說還將“污染物”與“毒素”兩個概念混為一談，也有悖科學常識。毒素一定是污染物，污染物卻不一定是毒素。性質迥異，處理方法就不同。“水葫蘆VS水污染”時，污水中的有機物被降解，營養素如氮、磷、鉀等將被吸收并同化，從水中析出；毒素如重金屬等當然不可能被“降解”，但會被吸收、吸附而大大富集。除了“章文”的作者，沒人會指望水葫蘆擁有煉丹術士的本事“將所有污染物降解掉” ，但它的富集作用至少使后續的人工處理成為可能，人類發明的無害化技術將能派上用場。再說，打撈水葫蘆肯定比撈藍藻和捕魚容易得多。

按照陳先祥先生的設想，在太湖用浮欄圈出36萬畝（24000公頃，1/10水面）水域放養水葫蘆，每年生產水葫蘆1.1億噸，可以裝載3.14萬列火車,相當于從湖水中吸收氮21.5萬噸、磷4.7 萬噸、鉀 18.8萬噸、重金屬元素如汞、鉛、鎘、鎳等 1.2萬噸。這部由太陽能驅動的巨大吸污器，僅以每年7200萬元的代價，在10年內使太湖水質恢復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水平，其效宏費省，絕無其他方式可比。不過，在太湖這樣工業污染嚴重的水域放養水葫蘆作飼料，養出的豬可能不堪食用,直接作肥料（93.9%是水）運輸成本又嫌太高。那么多水葫蘆如何處理，是下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綜上所述,水葫蘆治理水污染并非“以毒攻毒”，更非“以毒易毒”，而是人類目前所能找到的最經濟有效的方法。

五.水葫蘆——上天的恩賜

不管人們愿不愿意，水葫蘆在中國落地生根已是客觀事實。有人發現其在海南已經通過種子行有性繁殖，這表明它已經歸化為中國的本土植物，再高喊防止“入侵”已毫無意義，正視現實、化所謂“入侵者”為“同盟軍”方為正題。

水葫蘆治理水污染之所以引起爭論，原因不外兩個，一是有效性，二是合理性。水葫蘆作為一部高效運轉、成本低廉的吸污機器，其有效性不容置疑；其合理性在使水葫蘆適時脫離水體并資源化的問題解決之后，同樣不容置疑。上述陳先祥的建議恰好解決了后一問題。

水葫蘆是迄今發現的生長最快的水生高等植物。關于其單位面積年積累生物量，依營養水平不同，有3噸、14噸、18噸/每畝等數據。即使按最低3噸/年/每畝,也比公認的高產植物甜高粱(1.5噸/年/每畝)高出一倍。如果按比較保守的每畝年產10噸生物量計算，水葫蘆的光合效率是甜高粱的6-7倍。可以說，水葫蘆是一部由污染物助推的高效能量收集器。

極高的光合效率、巨大的生物產量、適宜的碳氮比，這些特點表明水葫蘆還有除作飼料、肥料之外的其他用途，即作為能源植物。美國人測定每噸水葫蘆生物量能生產373立方米沼氣，這一數據顯然偏低。因為扣除伴生二氧化碳所含碳量，還有200多公斤碳不見了。理論上,每噸水葫蘆生物量應產沼氣約925立方米。對于設計良好的厭氧消化裝置（沼氣池），每噸水葫蘆生物量的沼氣產量應在500立方米以上。以此為基準，若將陳先祥的水葫蘆總產量數據修正為0.6億噸、生物量366萬噸,則年產沼氣18.3億立方米。每立方米沼氣燃燒熱值約為22兆焦，換算成電當量約為6.1千瓦時，18.3億立方米沼氣相當于電量約111.6億千瓦時。按現代熱電廠的熱效率38.1%計算，實際獲得電力約42.5億千瓦時,相當于一座 77萬千瓦裝機火電廠一年的發電量。把水葫蘆變成沼氣，再轉化為二次能源電力輸出，比拉走幾萬列火車水草容易得多。發酵剩余物中有大量營養元素，濃縮后可以作肥料;也有不少有毒物質，需加以分離并作處理。

與其他生物質能源如玉米乙醇、小桐子柴油等不同的是，水葫蘆培植、采收耗能極少，厭氧消化過程則基本不耗能，故水葫蘆沼氣擁有最高的凈可再生能源系數(產能與生產過程耗能的比值)，近乎凈能量的生產者；燃燒釋放的碳來源于光合產物，因而也不產生碳的凈排放；18.3億立方米沼氣熱值約合554萬噸標煤當量，相當減排98萬噸純碳或361萬噸二氧化碳。唯有一點不好，水葫蘆的巨大蒸騰作用將導致湖水減少，不過這在水量豐沛的江南湖區恐怕不是問題。

有水葫蘆介入的生態農業實踐在中國民間已見發端。廣西有蔗農在蔗田邊建設豬圈和池塘，環蔗田開以集水溝，豬的排泄物、沖圈水進入沼氣池，沼液及蔗田淋溶水引入池塘，塘內放養水葫蘆，后者又作為豬飼料或沼氣池的填料，形成豬—沼氣—水葫蘆—甘蔗—豬的循環農業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水葫蘆扮演了物能收集和轉換器的角色——豬需要的營養和能量來自飼料（水葫蘆及其他），蔗田需要的肥料來自沼液，農民生活用能（燃料及照明）來自沼氣，水葫蘆需要的營養和能量則來自豬圈、大氣和陽光。在此，人、動物、植物、土地、雨水、大氣、太陽共同組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農業生態系統，雖摒棄化肥不用或少用，生產效率卻大幅度提高。在人類社會面臨能源短缺、大氣變暖、環境污染的今天，該模式昭示了后工業時代中國農業發展的可能前景，也為中國新農村建設及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提供了借鑒，值得學界諸君好好總結。

水葫蘆就是這么個東西：時世維艱食品匱乏時，它使人們免于饑饉；光景承平河湖盡污時，它還人們以一片碧水；能源短缺時，它取火自太陽，使人們的居所大放光明。因此，陳先祥稱“水葫蘆具有優良植物的全部特性”;《環境學詞典》的審訂者、復旦大學戴星翼先生認為用水葫蘆治理水污染“是個好方法”;日本人寫下《水葫蘆拯救地球》一書，雖有過譽，卻也由來有自。總之，“上天的恩賜”對它非為溢美之辭。

六.抉擇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地之間的交往愈加頻繁，肯定還會有越來越多的非本土物種進入中國，我們也注定將面臨其更多的挑戰。看好國門、杜絕外來生物入侵固然十分重要，但承認現實并與既來者和諧共處也同等重要，何況世界上本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反之亦然。

中國農業史本就是一部外來作物的引入史,國人與外來植物相處甚久且受益良多——舉凡玉米、紅薯、土豆、花生、辣椒、西紅柿、西瓜、芝麻、桉樹、核桃種種，哪個不是外來的？這些非本土物種的到來改善了中國人的生活，有誰會主張回到從前、饑腸轆轆地欣賞舊時風情？據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中國外來入侵種編目》一書公布，已有188種（陸生170種、水生18種）非本土植物在中國登陸，其中有的會與鄉土物種相安無事甚或豐富中國的生物多樣性（如多種觀賞樹木和花卉）,有的泛濫成災（如紫莖澤蘭和薇甘菊）并造成生態破壞,有的可能自然消亡，更多的還需假以時日、靜觀其變化。

近年來，隨著國人環保意識的大大增強，環境保護運動風起云涌，這當然是好事—誰說環境不應該保護、家園不需要珍愛呢？但與之同時興起并大行其道的，還有機械主義環保觀。秉承這種觀念的人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看待中國的水環境危機，希圖以使歷史倒退的方式重拾舊山河。其大纛高擎者,居然是“章文”作者這樣的生態學者，這多少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然而，時間之矢不能回頭，歷史造成的問題只能在歷史進步中加以解決。

水葫蘆的引進，曾為中國畜牧業的發展作出過貢獻；如今泛濫成災，皆因水污染之過。在后一點上，“章文”的作者看清了病情,卻找錯了病因；提出了問題，卻沒給出解決之道。所以如此，源于其混淆了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而自陷邏輯困境：水葫蘆正借水污染而蔓延，這是事實判斷；該不該為治理水污染花錢和花多少錢，這是價值判斷。基于前一判斷，人們認識到了水污染的嚴重性；基于后一判斷，人們必須在金錢與水污染之間作出選擇。吊詭的是，被“章文”大肆渲染的由水葫蘆引發的所謂“生態危機”，卻還得拜托水葫蘆出手化解。你想治理水污染嗎？就去放養水葫蘆。你想清除污染物嗎？就去打撈水葫蘆。如果有人反對這么做，那他是成心不愿使水變清。打撈水葫蘆固然有花費，但其中蘊含了用其他手段治污的機會成本（肯定比撈水葫蘆高得多）。如同人們花錢吃飯使生命得以延續一樣，花錢打撈水葫蘆換來的是水體潔凈，只有舍命不舍財的守財奴看不出個中道理。至于能否將水葫蘆的生長控制在適宜的范圍內，則根本不是問題，人類掌握的技術對付它們綽綽有余。如果一種尋常水草令人類無法應付，借用電影《南征北戰》中張軍長的話：那不是我們無能，而是水葫蘆太強悍——這難道不是太滑稽了嗎？

關于水葫蘆這個東西，我們應該作出抉擇。既然趕盡殺絕、驅逐出境沒有可能，就只能探求相處之道—讓它去它該去的地方，揚其所長為水污染治理服務，為節能減排效力。生態學者們有責任把真相告訴公眾，以促使社會用科學的態度將反水污染的實踐推向前進。食洋不化、罔顧國情，視環保部門的努力與民眾的實踐為無物，在媒體上動輒作驚人之語，雖能吸引眼球，卻于國家的環保事業無補。須知，我們要與之作斗爭的不是水葫蘆，而是水污染；在我們與水污染的斗爭中，水葫蘆是同盟軍而非敵人。用除草劑的辦法絕不可取，因為對環境的損害更大而費用未必更低；引入天敵之議更應緩行，因為后果難以逆料——螳螂捕蟬，安知黃雀在后?

 

2008年6月16日于北京和平里胡井村

 

附：章冬琴《水葫蘆VS水污染：以毒攻毒還是以毒易毒？》

水葫蘆，有著文雅清新的淺紫色花冠和憨態可掬的葫蘆狀葉片，然而在國家環保總局2003年公布的第一批16種外來有害入侵物種中，它卻榜上有名。章冬琴／供圖

水葫蘆VS水污染：以毒攻毒還是以毒易毒？

作者:章冬琴

水葫蘆的入侵會給水生生態系統造成全方位的、立體式的破壞，然而就在水葫蘆肆虐中國南方，造成嚴重生態破壞與經濟損失的同時，人工引進水葫蘆用于治理水質污染的消息依然不絕于耳

曝光率最高的植物

目前水葫蘆正在中國南方進行著一場不折不扣的生態入侵戰。

今年4月，福建媒體報道了2007年中國的第一次水葫蘆暴發，自閩江上游來襲的水葫蘆覆蓋水口大壩整個庫區，面積近2400畝。隨后，水葫蘆這個名字不斷出現在各地報紙上，成為今年上半年以來曝光率最高的植物：

4月中旬，水葫蘆現身三峽庫區周圍，其中宜昌黃柏河的水葫蘆已經封鎖河道；5月中旬，四川南充市滑灘河水葫蘆堵塞河道3公里；6月初，重慶花溪河水葫蘆封鎖4公里；同期，位于嘉陵江上的華能四川青居水電站遭到大量水葫蘆入侵；7月初，浙江省錢塘江上游暴發水葫蘆，富春江水庫亦未能幸免；同期，上海金山、松江兩地水葫蘆大規模暴發，僅金山區每天打撈至少550噸；8月中旬，安徽省安慶市蓮湖水葫蘆侵占近千畝水面；9月初，湖南撈刀河水葫蘆暴發，厚達3米，打撈者可在其上行走，而之前瀏陽河水葫蘆已經封鎖河面綿延數公里……

最新的一個受害者是著名的風景勝地廣西桂林漓江。據廣西媒體報道，漓江虞山橋至象鼻山一帶水域遍布水葫蘆綠毯。

戰爭仍在繼續。往年資料顯示，水葫蘆的瘋狂入侵經常要持續到氣溫下降的秋冬季節才會有所收斂。而在去年，由于暖冬影響，上海黃浦江最為嚴重的一次水葫蘆暴發竟然是在12月。

然而，就在水葫蘆肆虐中國南方、造成嚴重生態破壞及經濟損失的同時，人工引入水葫蘆用于治理水質污染的消息依然不絕于耳。

今年7月及8月，北京后海兩次引入數千平方米水葫蘆用以防治水華；而南方的杭州也在城區內河大量種植水葫蘆用以治理河水有機污染。

使用惡性入侵植物來治理水質污染，究竟是會帶來以毒攻毒的奇跡，還是會收獲以毒易毒的苦果？

備受贊譽的毒草

水葫蘆，多年生水草，原產于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1884年，它作為觀賞植物被帶到美國的一個園藝博覽會上，當時被預言為“美化世界的淡紫色花冠”，并從此迅速開始了它的走向世界之旅。

1901年，它被首次引入中國，同時也擁有了一個優美的中文名字“鳳眼蓮”。它美麗但卻絕不嬌貴，不但在盆栽的花缽里，在遺棄或擴散到野外時也同樣長勢旺盛。糧食缺乏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水葫蘆的茁壯生長是引人注目的，這種南美植物的強壯生命力促成了它的再一次被推廣，這一次是作為豬禽飼料。與此同時，它擁有了通俗易記并流傳更廣的名字——水葫蘆。

在水污染變得越來越嚴重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污水中依然長勢良好的水葫蘆引發的是人們的驚喜，而不是恐慌。水葫蘆與時代發展竟順應得如此協調，人們在贊嘆之余，給出了它的最后一個被推廣的理由：凈化水質。

此時，水葫蘆在我們的鄰國日本也正受好評。1992年，岡山大學的研究者專門出版了《水葫蘆拯救地球》一書，力贊其凈化水質及空氣、還可削減溫室氣體，并以水葫蘆為原料開發出了面包、餅干、包子、面條等各種食品，甚至還有名為“紫美人”的暢銷白酒。

放眼世界，水葫蘆已經廣泛分布于北美、非洲、亞洲、大洋洲和歐洲的至少62個國家。

事實上，水葫蘆的擴張，是與水污染的擴張緊密相伴的。

研究水葫蘆的文獻顯示，除了被垃圾滲濾污水毒害致死的個別報道外，水葫蘆幾乎在任何污水中都生長良好、繁殖旺盛。不僅如此，它還可以富集各種污染物質：從生活廢水中的有機污染物，到工業廢水中的重金屬、稀土元素，到農田匯入的農藥污染物，水葫蘆幾乎是來者不拒，一一吸納。

這幾乎是一個完美的水質凈化者，除了一個缺點：它只負責將污染物收集起來，但是并不負責將所有污染物降解掉。毒素依然存在，只不過轉移了地點。

恐怖的克隆繁殖

植物的繁殖，并非如我們想象中一定需要種子，甚至不需要隔年。

作為已知的生長最為快速的植物之一，水葫蘆選擇了絕對高效的策略：克隆繁殖。污染嚴重的水域，對于水葫蘆而言，正是營養豐盛的天堂。在這種情形之下，水面只有滿目綠葉而不會有一支花序，因為此時它只選擇無性繁殖。

研究者發現，水葫蘆的每一個成熟葉片的葉腋處都擁有分生組織可以產生子株或者延長枝，前者可以水平擴展，而后者則可以令子株垂直向上生長。在這種機制之下，水葫蘆只需要五天時間就可以通過匍匐莖產生新一代植株。非洲學者Ogutu－Ohwayo等人的一項被多次引用的計算顯示，只要條件允許，1棵水葫蘆一年之內可以產生1．4億棵分株，可以鋪滿140公頃的水面，鮮重可達28000噸。

當然，水葫蘆還有另一種繁殖的選擇：種子。它的每一株花序可以產生大約300粒種子，這些種子借水傳播，條件適宜時可以在幾天之內發芽，條件不適時則休眠15－20年之后仍可保持生命活力。

北京師范大學生態研究所的張大勇所長所領導的團隊曾經從事水葫蘆入侵機制研究，他告訴南方周末，水葫蘆一旦暴發，會形成單一物種的植物群落；甚至在一些情況下由于克隆繁殖，很多植株的DNA都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說，體積相當巨大的一大片植株在生物學上只屬于同一個體。

在這種情況之下，本地鄉土水生植物盡遭排擠。媒體報道中一個經常被提及的著名案例是滇池，這個面積約300平方公里的高山湖泊在引入水葫蘆治污之后，本地的水生高等植物僅余3種。

生態災難變經濟災難

生態學研究者已經證明，水葫蘆的入侵將會給水生生態系統造成全方位的、立體式的破壞：在水面之上，水葫蘆層層疊疊的植株可高出水面1．5米以上，它們阻擋陽光進入水體，大量消耗水中氧氣，致使水下光照和氧氣缺乏；而在水面之下，死亡后富集污染物的腐爛植株沉入水底時，同時將大量污染物帶入水底，使得底生生態系統遭受滅頂之災。

然而，水葫蘆的力量還不僅限于生態入侵。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水葫蘆之災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生態問題，且成為嚴重的經濟問題。在非洲和南亞的一些國家，水葫蘆暴發之后擁堵航線、阻塞水道、威脅漁業甚至侵擾電站等等，直接導致嚴重經濟損失。

在我國，每年僅打撈一項便花費上億元之巨。然而這尚不能阻止水葫蘆的蔓延以及它所造成的損失。

各地的實踐已經證明，在一個水葫蘆瘋長的開放水面，將所有的植物體清除并作無害處理，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在備受水葫蘆侵擾之苦的上海，市容環衛管理部門的數字顯示，2006年上海市一共打撈了26萬余噸水葫蘆，代價是出動了3889人次及1092艘次船只。然而，這一切并沒有能夠阻止2007年7月水葫蘆提前于往年卷土重來。

機械打撈看似簡單快捷，卻被公認是最為昂貴的治理方法。在上海，每打撈一噸水葫蘆的成本約100元人民幣，這里還沒有計入裝運費和填埋費。而最為重要的是，機械打撈的速度根本趕不上水葫蘆生長的速度。

事實上早在1977年，植物學家LeRoy G．Holm在其著作《世界最惡雜草：分布與生物學》之中，就已經將水葫蘆列入世界十大惡性雜草。即使在曾經對它寵愛有加的日本，現在也給水葫蘆貼上了“要注意的外來生物”的標簽；政府還呼吁民眾，只能在自己管理范圍之內進行栽培，不可棄于野外。而在美國的一些地區，例如得克薩斯州，地方政府甚至有法律明文禁止居民種植或傳播水葫蘆，如果在野外發現水葫蘆則需要向有關機構進行報告。

水葫蘆對于水生生態系統的破壞可能是毀滅性的。在它的家鄉南美洲沒有嚴重富營養化的水域，但是卻有至少200種以之為食的天敵昆蟲。然而在遙遠的中國，這兩者恰恰相反。

于是水葫蘆的綠墊席卷中國南方水系，并且自長江中下游地區迅速北上西進。水葫蘆的案例讓人驚訝地看到，在特定條件之下，植物的力量也可以這樣強悍。

仍在被人為推廣

然而在“以毒攻毒”的名義之下，水葫蘆仍然作為可供凈化水質的植物，仍在被有意無意地推廣著。

在今年8月出臺的廣州市綠化規范中，水葫蘆被不加限制地列入河涌綠化植物；在無錫近日公布的太湖濕地規劃里，2010年之前“有計劃地”種植的水生植物中，水葫蘆又一次赫然在列；而此時此刻正在杭州內河中蓬勃生長的水葫蘆，則是杭州河道管理處與浙江大學合作的一個研究項目……

在北京，水務部門為治理水華，于7月底在城區的重要天然湖泊后海人工種植了數百平方米的水葫蘆。一個月之后，該部門聲稱水葫蘆“在改善后海水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在8月底再次擴種了1000平方米。

對于是否可以在開放水域種植外來入侵植物以凈化水質的疑惑，北京師范大學生態研究所的張大勇所長告訴南方周末，這個問題需要因地制宜地看待。水葫蘆原產南美熱帶地區，適應于熱帶及亞熱帶氣候，無法在屬于溫帶氣候的北京地區越冬，因此不會暴發成災。而在杭州，由于周圍流域例如錢塘江等已經遭到水葫蘆入侵，因此在這里刻意要求人們不引入水葫蘆已經意義不大。

張大勇教授強調，水葫蘆入侵問題的根源是水污染問題。在水質清澈、原生生態保持完整的環境之中，水葫蘆很難成功入侵。如果想要徹底解決水葫蘆入侵問題，即便是物理化學方法再結合以生物天敵控制，也很難做到根除水葫蘆。解決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是否能夠控制住嚴峻的水污染現狀。

治理水葫蘆入侵，并不意味著僅僅只是以各種方式清除它，更需要切斷它的旺盛生命力的供給者——流域污染源。用水葫蘆治理水污染，是以毒易毒，結果是二毒相倚。水污染是助長水葫蘆的基礎，而水葫蘆一旦失控又加重了水污染。

對這一問題，最早研究中國入侵生物的中科院動物研究所謝焱博士認為，即使水葫蘆是一個優秀的水質凈化者，也非惟一選擇。北京本地擁有蘆葦、菖蒲等大量可以凈化水質的本地鄉土植物，而這些本地物種在恢復本地生態系統的生態功能及日常管理上也更為可行。